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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一名坚定扞卫女性权力之人，手中紧握着整个王朝的兴衰荣辱之命脉。邓绥这位杰出的人物，其所主导推动的一系列发明与创新之举，无疑给后世带来了极为深远且重大的意义和影响。这些成果宛如璀璨星辰般，闪耀于历史长河之中，令人瞩目。
但需深知，对于像她这般身处高位，手握重权的统治者兼政治家而言，治理国家，处理政务的实际成效，方才是衡量其功绩最，为关键且核心的评判标准。
毕竟，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与否，直接关系到万千百姓的福祉安康。而这一切都取决于掌权者，是否具备卓越的领导才能以及英明果断的决策能力。
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关注邓绥在科技领域或其他方面取得的成就，更应将目光聚焦于她在治国理政方面，所展现出的智慧与谋略。
只有通过全面深入地考察其施政方针，政策举措以及对社会各个层面产生的具体影响等诸多因素，方能真正客观公正地评价她，作为一代女杰的伟大之处，并从中汲取宝贵经验教训，为当今时代提供有益借鉴。
在我看来，一个掌权者，是否能够成功。最重要的。
当然，对于人才获取，选拔制度是最为直接的。在邓绥的主持下，当时的朝堂开创有道科，完善察举制。
在汉代的察举科目中，“有道”科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这一科目始于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三月，当时的政治局势复杂多变，社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邓太后深谋远虑，为了选拔出真正能够为国家和民众谋福祉的贤才，毅然下诏让三公九卿，以及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积极举荐“贤良方正、有‘道术’之士”等。
这里所说的“道术”，涵盖了极为广泛且深奥的领域，其中包括神秘莫测的天文，精确严谨的历数，以及救死扶伤的医方等诸多方技术。这些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对于国家的发展，民众的生活，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公元108年七月，邓绥再次展现出她对人才的渴求与重视，再次下诏选举“有道术，明习灾异、阴阳之度、琁机之数者”。她深知这些精通特殊技艺和知识的人才，能够为国家应对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变化提供宝贵的建议和策略。
公元111年，邓太后持续发力，再度下令各级官员举荐“贤良方正、有道术”之人。不仅如此，她还派出公车特征入京，并亲自表示“朕将亲览焉”，充分彰显了她对人才选拔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自参与的决心。
正是在邓太后如此大力的推动和选拔之下，“善术学”的张衡得以入朝为官。起初，张衡被拜为郎中，这一职位为他提供了接触朝政，和施展才华的初步平台。
而后，因其卓越的才能和表现，张衡继而升迁为太史令，负责掌管天文历算，这一至关重要的职责。从此，张衡便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他所热爱的研究工作之中，为古代天文学和历法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邓太后的这一系列举措，不仅为汉代选拔了众多优秀的人才，也为当时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外，邓太后还秉持着开明包容的执政理念，积极践行“辟四门而开四聪”的举措。她深知治国理政，不能仅仅依赖于朝堂之上的高官显贵，更需要倾听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声音。
哪怕是那些身份低微，从事割草砍柴工作的普通民众，他们所提出的建言和谋虑，邓太后也都以宽广的胸怀，将其纳入决策的考量范围，并且审慎地予以采纳。
邓太后这种广纳群言的作风，充分体现了她对民意的尊重和对治国之道的深刻理解。她明白，即使是最平凡的人，也可能拥有独到的见解和智慧，能够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路。
同时，邓绥还展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和仁慈，毅然赦免了言论罪。公元110年，邓绥怀着对民众的深切关怀，郑重下诏：自汉章帝建初年间以来，所有因言论不当而获罪的人，那些被流放到边疆，承受着远离家乡和亲人之苦的无辜者，一律予以赦免，准许他们回归家园。
这一诏令的颁布，犹如一道温暖的阳光，照亮了那些因言获罪者的归途。他们在漫长的流放岁月中饱受折磨，身心俱疲，而邓太后的这一决策，给予了他们重新开始生活的希望和机会。这不仅体现了邓太后的仁德，也为社会营造了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促进了思想的交流和文化的繁荣。
在东汉时期，苛捐杂税众多，律法严苛繁杂，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使得百姓们苦不堪言，几乎难以承受。
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永初年间，目光敏锐且心怀百姓的邓绥，大力提拔明习法律的陈忠担任尚书一职。陈忠凭借其深厚的法律造诣和对民生疾苦的深刻洞察，向邓绥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建设性的建议。
邓绥以其睿智和果敢，欣然采纳了这些建议。他们共同努力，删除了多达23条的苛法，这些苛法或是过于繁琐严苛，或是不合时宜，给民众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不仅如此，他们还毅然废除了残酷的蚕室刑，也就是宫刑。对于杀伤人的精神病患者，给予适当的减刑，充分考虑到其特殊的精神状况。此外，还允许母子兄弟之间相互代死，展现出了一定的人道主义关怀。
其中，废除宫刑这一举措，在我国法律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堪称一大进步。想当年，汉文帝虽然废除了墨刑、劓刑、剕刑这三种肉刑，然而却保留了宫刑。
而如今，邓绥能够采纳陈忠的建议，废除宫刑，无疑是继汉文帝废除肉刑之后，又一次重大的刑法改革。尽管这是中国法律史上的显着进步，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改革并未被后世的王朝所沿用。
邓绥的仁慈和宽容，还体现在她对族刑的赦免上。当她成为太后之时，心怀怜悯，对于孝和阴皇后，因罪而被废黜一事，敕令免受她牵连而被流放的宗族，让他们得以回归原籍，并归还其资财五百余万。
不仅如此，马家、窦家的族人，因受到牵连而被禁锢，永远不得入仕为官，邓绥也都一一将其赦免，使其成为平民。
在东汉的旧制中，存在着这样不合理的规定：公卿、二千石，（郡守）、刺史，不得行三年丧，以至于内外众多职位的官员，都废弃了丧礼。这种情况持续了很久，直到公元116年，邓绥下令允许大臣服三年丧，待服丧完毕后再复职。
同时，她还采纳了陈忠的建议，对于从军的士兵以及为县衙办差的人，在其父母去世的三个月内，将军和县官不得强行徭役他们，让他们能够有时间葬送父母，尽最后的孝道。然而，令人惋惜的是，汉安帝亲政后，却废除了这些充满人性关怀的律令。
邓绥在位期间的这些法律改革和赦免举措，无疑为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公平与正义，也为百姓们减轻了负担。但随着汉安帝的亲政，一些良好的制度未能得以延续，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韩国女权历史》第101章 邓绥九行政手段（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