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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真傻，她明明知道不管她对我做什么，我都很高兴。
然而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不是吗？
但我总也没办法在这种时候转移话题。
当她一只手沿着我的脸颊轻轻抚摸的时候，我就只能睁眼注视着她了，带着那种想象中含情脉脉而庄重的神情，好像我的眼泪随时都会夺眶而出。
我似乎需要竭尽全力来保持面部的位置，以免那股难以言说的引力把它吸到望舒的嘴唇那边去。
望舒忽然变得很腼腆，以至于在那天她借口为我整理衣领开始，以占领我的身体结束之后的好几天，她还是使用同样的借口。
是怕冒犯我吗？还是说怕露出撒谎的马脚？抑或是失去了向我提出更高要求的勇气？又或者说一种情趣？
如果我穿着带衣领的衣服，她就说：“今天很不错，衣领的样子很周正，扣子也扣到了最上面，不过我感觉还是有一点歪。”
要是我穿的是没有带衣领的裙子或者别的什么服装，她就说：“今天没有衣领了，没有办法再给你整理衣领了。”
就这样，在一段时间里，‘整理衣领’这就是意味着前戏开始的一种固定程序，让我想起了《追忆逝水年华》里的那句‘摆正卡特利兰’（faire catleya，法语，意指‘云雨’），成了我们彼此表达‘性关系’的一种暗喻。
这是一种被创造出来的乐趣。
我们尽管可以对已经到手的女人感到厌倦，也尽可以认为跟各种不同类型的女人交往没什么两样，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和某个女人的关系较之以往有所不同，就必须在与其交往中创造出与过去不同的乐趣。
由此，记忆方能深远。
我们都深谙此道。
现在，每天，当她把我带到某一官方场合时，她总不会让我离开；我时常穿着便服与她同行，一直保护她的安全，当着一众陌生人的面吻她的耳朵：“就算他们都看见了，那又有什么关系？”
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没有忘记，我已经很久都没有收到来自于地球的消息了。
覆在地球大气层之外的‘白壳’对于地球来说，不仅是保护，也是囚笼。
只有特定波长的光才不会被‘白壳’所吸收，外部能量几乎不能影响‘白壳’分毫，想要击破这层壳，在不知晓‘白壳’奥秘的情况下，敌人只能寄希望于高能光束激发并强化‘白壳’内部的共振效应，使得其最终超过自身承载极限后破裂瓦解。
那是不到战争后期，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于是在关闭了所有星际航线的现在，只要地球当局愿意，地球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可以不为外界所知晓。
旅行最终进展到了纳特凡卡行政体边境附近，在那里，我看到了一些他们的所谓间谍从地球带出来的影片，从中能够看到很多人都被杀了。
人们本来都是乘坐同一种公共交通工具，上同一所学校，住在一个国家，用同一种语言学习，可是现在，人们互相残杀：邻居杀邻居，同学杀同学，哥哥杀妹妹！
政府向民众们所做的人心回归工程，曾经刹那成功过，然后便是完全失败了。
为了保住自己性命的屠杀在这时已然扩大化，完全收不住阵脚。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政府眼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民身份，对他们来说，到底代表着怎样的期望与责任呢？
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不会有人类的太空时代，这样的集体记忆早就变成了政府的武器，用来掩饰、合理化其高压手段，将所有不必要的牺牲讲成是实现星际梦的细碎成本，规定每一个自称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合法公民的人类都要无条件为其辩护，否则就是叛国。
爱国的人，原来是不可以以公民的名义对残暴政权做出反抗的？
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政府口口声声所说的爱国，又无时无刻不是充满着自我牺牲与仇恨——仇恨纳特凡卡行政体，几乎是新一代每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公民的出厂配置，哪怕他们根本没见过一个活生生的纳特凡卡人，到了现在，他们甚至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来换得政府的安心。
这些旧日的幸存者已经无法放弃思考来换取爱国之名，所以他们宁愿只称呼自己是某地、某族、某区人，也不再在自己身上打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公民的标识。
在最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身份认同的民调里面，相比任何有人类命运共同体公民的选项，单纯讲自己是地球人、白种人、欧洲人、法国人、巴黎人……只是说自己是人类的选项，都要远高于前者。
这个数据要是在半年前，简直不可想象。
只是相应的，人性的许多丑恶也暴露了出来。
大部分的人都是为了行善才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
我认为，人的一生都是在善恶之间摇摆着。
你看画面中的这个人，我认识他，我们是大学同学，虽然叫不上名字，但是脸很熟，以前碰巧在校园里见面时，他总会向我致以问候，看上去是很正常的普通人，但是，他杀死了自己年迈的老师，因为老师曾经在学校里教他爱国，让他拿过一次考试不及格。
还有这个人，她是在阿布哈兹地区出生的，而她的丈夫是格鲁吉亚人，因为几百年前的旧账，她的弟弟杀死了她的丈夫。
以及这些失去了父母的孩子，他们是使用了基因定制模板后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不调皮不淘气，不会笑，在孤儿院里才学会了哭……他们在孤儿院里被殴打，因为他们的父母是政府相关的人，所以人们认为打他们甚至杀掉他们，都是理由正当的。
《温柔地杀死我之类的电影》第130章（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