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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朱载坖驾崩,1o岁的朱翊钧即位。朱翊钧于年号万历,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他在位初期,由张居正等大臣辅佐,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展,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但后期,他荒于政事,长期不理朝政,国家运转几乎停摆。明朝逐渐走向衰落。
从他爷爷朱厚熜后期沉迷炼丹修道不理朝政,到父亲朱载坖后期的沉迷享乐,再到自己后期的长期怠政,这种连续几代皇帝在统治后期出现的消极执政态度,对明朝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也暴露出封建帝制下权力高度集中、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机制的弊端,容易导致皇帝的个人行为对国家命运产生重大影响。
朱翊钧年幼的他在张居正等大臣的辅佐下,奋力开启了一段扭转乾坤的复兴之旅,这便是赫赫有名的“万历中兴”。
且说那考成法,张居正为了整治官场慵懒怠政的风气,精心制定了这一严规。规定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办的事情定立期限,并分别登记在三本账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作底册,另一本送六科,最后一本呈内阁。
六部和都察院按账簿登记,逐月进行检查。对所属官员承办的事情,每完成一件须登出一件,反之必须如实申报,否则以违罪论处;六科亦可根据账簿登记,要求六部每半年上报一次执行情况,违者限事例进行议处;最后内阁同样依账簿登记,对六科的稽查工作进行查实。
礼部的员外郎王大人,本是个混日子的主儿。考成法一出,他起初不以为意,依旧散漫行事。待到期限将至,他负责的祭祀筹备事宜仍未完成。这可不得了,被六科狠狠参了一本,不仅被罚了俸禄,还降了职。这事儿一出,满朝官员皆惊,谁也不敢再轻视这考成法,办事效率那是蹭蹭上涨。
张居正亲自带着一帮官员深入福建乡村,与当地百姓交谈,实地丈量土地。遇到那豪强权贵霸占土地却不纳税的,张居正毫不手软,坚决清查。福建试点成功后,迅推向全国。
这一条鞭法,从前百姓交税,又是粮食又是布匹,繁琐不堪。如今统一折成银两,简单明了。富商原本想尽办法偷税漏税,这下子可没了空子可钻,乖乖按章纳税。
在张居正的全力治理下,黄河水患得以控制,淮河航运通畅,运河运输繁忙,南北货物往来频繁,商业繁荣。
朱翊钧皇上慧眼识珠,重用戚继光和李成梁。为明朝的边疆稳固挥了关键作用。
戚继光在蓟门,致力于操练兵马,他所统领的军队纪律严明,军容整肃。有一回,鞑靼派出一小股精锐部队妄图趁夜偷袭。戚家军凭借着严密的军阵和出色的战术,给予鞑靼敌军以沉重打击,使其丢盔弃甲,落荒而逃。
李成梁在辽东威名远扬,他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敏锐的洞察力,多次识破敌军的阴谋。面对来犯之敌,他指挥若定,果敢坚决,一次次成功将侵犯之敌阻挡在国门之外。
戚继光的晚年颇为凄凉。张居正病逝后,戚继光受到牵连,被调往广东,最终在穷困潦倒中离世。
李成梁则因后期在边事上的一些失误,以及放纵努尔哈赤势力的崛起,受到了诸多指责。
这段历史见证了两位名将的辉煌与坎坷,他们的功绩与遭遇都成为了明朝历史中不可磨灭的印记。
当时间来到万历皇帝执政的中期,之前的繁荣安宁开始面临新的挑战与考验,形势变得复杂起来。
“国本之争”则是围绕着皇长子朱常洛的册立问题展开。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欲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而大臣们依据封建礼法,坚持应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这场争论持续了多年,众多大臣纷纷上书谏言,导致万历皇帝与大臣之间关系紧张。
最终以朱常洛被立为太子而告终,但这场旷日持久的争斗使得朝廷内部党争加剧,政治风气败坏,也为明朝后期的政治危机埋下了隐患。
朱翊钧亲政后,对冯保和张居正进行了清算。冯保作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张居正作为内阁辅,二人在万历初期权势显赫,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去世后,朱翊钧亲政。为了树立威严,他着手清算内廷势力极大的大太监冯保,将其罢去东厂提督的职位,押到南京软禁,抄没家产。
随后,群臣对已故的张居正起了攻击。万历十一年,朱翊钧看了有关张居正的狱词后,剥夺其太师等职位,并斥其子为民。之后又追夺张居正的谥号,抄没其家,将张居正的罪状告示天下,甚至把张居正的尸体从棺材里挖出暴晒,流放其后代。
在“争国本”事件后,朱翊钧竟多年不上朝,深居简出,不理政事。据史料记载,他连续多年不上朝,甚至出现了“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数年,六科只剩下四个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的局面。
党争在这一时期也愈演愈烈,以东林党、浙党、齐党等为代表,各方为争夺权力互相攻击。在处理“梃击案”时,不同党派各执一词,使得案情扑朔迷离,真相难以查明,极大地消耗了朝廷的精力。
土地兼并严重,皇室、勋贵和官僚大肆侵占土地。据统计,万历年间,仅福王朱常洵就获得了两万顷庄田。沉重的赋税使得百姓苦不堪言,大量农民破产逃亡。国家财政收入锐减,太仓银库的存银从张居正时期的数百万两急剧减少。
万历三大征虽取得一定胜利,但也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辽东地区的边防日益松弛,努尔哈赤领导的女真部落逐渐崛起。
万历四十七年的萨尔浒之战,投入兵力约
余人,结果大败,损失兵力约
余人。此役成为明清战争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明军四路大军三路全军覆没,辽东战争的败局遂成。为了应付庞大的军费,万历四十六年九月起,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国田赋,明末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加派开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
挥霍国库,动万历三大征(李如松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虽然巩固了汉家疆土,但军费消耗甚巨。
他还派税监矿使搜刮百姓,致使各地民变起义不断。官吏贪污腐败,朝廷党争不断,明朝在辽东逐渐转为被动。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之战中击败明军。
官员的贪污腐败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据详尽的账目清查,仅京城六部官员贪污受贿的金额就过了八百万两白银。地方巡抚在短短两年任期间,通过巧立税目、侵吞公款等手段,贪污数额竟高达一百二十万两。
许多重要的政策和法令无法按时颁布和执行,致使国家治理严重滞后。就拿治理黄河水患来说,原本计划投入一千二百万两白银、预计三年完工的大型工程,因缺乏有效统筹和决策,经费被层层贪污克扣,实际投入仅有六百万两左右,工程拖延了七年之久。在此期间,百姓遭受的水灾直接经济损失累计过一千五百万两白银,受灾人口多达八十万户。
全国学校的经费被大幅削减,原本每年约有二千五百万两的经费支持,此时骤减至不足一千万两。教师的薪资待遇大幅降低,据统计,某省的教师离职率在一年内高达四成。某县原本有一百五十名教师,一年间就有六十名教师因待遇问题离开岗位。
社会治安每况愈下,盗贼猖獗,匪患泛滥。据当时多地的地方志综合记载,某地区在一年内生的盗窃、抢劫案件多达一千五百起,民众的财产损失累计过五百万两白银。仅一个中等规模的城镇,因匪患导致的人口流失就过两千人,民众生活在极度的恐惧之中。
这些种种问题相互交织,使得明朝的衰落之势如决堤之水难以遏制,曾经的辉煌繁荣彻底成为过往,国家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危机深渊。
《明史》作者张廷玉认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这主要是因为神宗后期的怠政和一些政策失误,导致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万历四十八年,朱翊钧在弘德殿驾崩,享年五十八岁,在位48年,庙号为神宗,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安葬在定陵。传位给了皇太子朱常洛。《明史》作者张廷玉认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追光者也》第134章 万历朝从中兴到衰落(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