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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城投降后的第三天,樊城也降了。樊城本来就是弥勒教的附城,一切都是以襄阳城的马首是瞻,见‘首都’都降了,他们也没有义务为所谓的‘大华国’死节,他们太疲惫、太饥饿、太恐惧了,当秦雷答应依照襄阳府成例对待他们后,便在佛女的注视下,缓缓打开城门。
自昭武十七年五月初八起,至七月初十日,历时六十二天的‘弥勒教大起义’就以这种方式结束了。放下武器的弥勒教徒们,日后必将遭到士族门阀们的疯狂清算,损失一万多人的镇南军也不会放过他们。但在此时,他们想不到这一点,或者有人想到了,也会心存侥幸,认为只要躲得远远地,安度余生还是没问题的。
要用一句话描述便是,此次动乱有一个残忍的开端,一个残酷的高潮,以及一个残念的结局。
这次两个月的南方内乱,对天下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三国间,还是秦国国内。
从秦国国内看,尽管强大的边军坐镇,没有让齐楚两国趁机渔利,但这次蔓延南方两省,波及周边省份,甚至影响全国的大暴乱,严重的消弱了秦国的内在实力,深远的影响了秦国的政治格局、也深刻改变了秦国的军事结构。
从经济上看,南方两省乃是秦国的南方粮仓,以全国三成耕地、生产出全国五成的粮食。虽然漕运日废,国内关卡林立,导致南粮北运成本过高,北方各省更然以自给自足为主。这也导致南北粮价相差五倍以上,南方米贱伤农,北方米贵更伤农的可笑局面的出现。
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南方在秦国战略储备中的地位,此次之所以北方没有乱起来,完全是因为朝廷将南方的库府悉数搬空,输血北方,靠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法子挨过去的。而且历年东征,朝廷全是从南方调粮,从北方出兵。即使是平时,南方两省也负责着东方战线的大部分粮草供给,若没有南方源源不断的物资支持,秦国庞大的战争机器是很难有效运转起来的。
朝廷这杀鸡取卵的一抽,又‘壮士断腕’的一抛,把个鱼米之乡的矛盾激化到了极点,最终导致了这场破坏惊人的大暴乱。这场历时两个月的暴乱席卷了几乎整个南方,只有荆州府以东至镇南军驻地的几个府幸免于难,损失自然骇人。
从上层看,但凡暴乱地区,官员士绅被杀戮殆尽,那些实力雄厚的大族首脑,虽然大部分逃了出去,但他们动辄数千的族人是不可能都逃走的,大部分也被葬送在这一场。至于宅院庄园、以及内力的家什器具,当然也逃不了被弥勒教抢光烧光的命运。
可以说南方所有士族门阀都在这场暴乱中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而且越大的家族损失越大,只不过他们的承受能力远远强于小门小阀,还能硬撑着罢了。
因三国国策缘故,重新兴盛、并几乎在这个年代达到顶点的士族,以不到一成的人口,掌握着九成以上的社会财富。毫无疑问的,士族蒙受的巨大损失,也就是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这两者几乎可以划等号。
而从下层看,因为暴乱导致百姓在春耕关键时期大面积逃难,万顷良田无人照料,野草长的比稻谷还高,夏收的守成能有平时的两成便是烧高香了。几百万的逃难难民不仅在战时需要赈济,而且战后要重建家园,组织夏种,以南方恢复造血功能。
也就是说,从五月起,到十月秋收这五个月,两省的百姓非但不能供养士族,还需要失血过多的士族反过来输血。而且即使是秋收之后,因为之前损失太过惨重,士族也无法过分盘剥百姓,很有可能还要继续少量输血,让百姓休养生息,越冬春耕。这种情况可能要到明年春耕后才能有所缓解,两三年后才会彻底好转,
要想恢复到暴乱前的水平,看起来没有十年是不可能的。
这是必须的,士族并不劳动,甚至是依附他们的庶族地主也不劳动,他们的一切都来自对社会资源的所有权,而这些资源必须通过下层民众的辛勤劳动,才会产生粮食、布匹、财宝、珍玩,供他们享受玩乐。
结合两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的失败教训,新三国时期的士族门阀们加强了对依附于他们的下层民众的重视,一般不会过度盘剥,甚至在今年这样的灾年中,还要反哺。士族们当然不是摇身一变成了,成了慈善家,他们只是更注意避免竭泽而渔罢了。
所以人们普遍认为,十年之内南方不能恢复到原本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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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政治上看,南方虽然在秦国的政治版图中影响甚微,大部分豪门大族都在以中都为核心北方扎根,这场暴乱并没有对他们造成多大损伤。但北方豪族的这种幸免,是建立在对南方豪族的牺牲上。经此一役,本来就积怨颇深双方,便彻底撕破了脸,再没有回转的余地。
而在此役被大大消弱的南方士族,为了对抗北方,自然要前所未有的抱起团来,以利益群体的面貌出现在秦国政治舞台上。
所以秦雷的复兴衙门可谓顺应民心,得到了南方南方士族的出奇响应,再加上相对公平合理的制衡制度,短短时间便聚集了南方二百家最大的豪族,满足了南方士族意图联合的政治要求。
之后秦雷审时度势,提出复兴衙门必须把‘支援平叛’和‘组织恢复’当作同等重要的大事,两头都抓起来。平叛一地,恢复一地,争取到平乱结束时,百姓基本返乡恢复生产,不耽误夏种。
这也是复兴衙门的议事们最愿意看到的,所以全票通过了秦雷的提议。而且隆郡王殿下的眼光和手段,也得到了南方士族的一致认可,愿意接受他的庇护,并给与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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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在军事上的影响,有好的也有坏的。好的是,经此一役,南方的卫军基本上消耗殆尽,剩余的两三只小猫也失去了叫板的资格,只能乖乖的任秦雷宰割。秦雷已经以行督南方钦差王的身份,与两省督抚联名上书朝廷,提请裁撤江北山南二卫编制,改由州府自行招募府兵,负责地方治安。
这个提议无疑是朝廷非常愿意看到的,当初把秦雷扔到南放,根本目的就是让他动一动两省的‘空饷’和‘吏治’问题。虽然这位爷的法子有些极端——既然已经无药可医,那就统统消失吧——两省的卫所和官员都消耗在弥勒教铺天盖地的大暴乱中,虽然没人能说秦雷是有意为之,但至少结果如此。而秦雷在南方表现出来的高超的政治智慧,让人不相信他单单是运气好而已。
但无论如何,效果是好的:只要开了这个头,其他几省的卫所裁汰也就顺理成章、没有那么大阻力了。
与好的比起来,坏的总让人沮丧:前面说过,作为军粮基地的南方十年无法恢复元气。在齐楚两国看来,秦国等于自废武功十年。若不是两国国内也是问题重重,恐怕早借机来攻了。
齐国上官丞相推动的改革很不顺利,很多地方既触动了士族地主的利益,又没有让百姓得到好处。拥护改革的‘革新派’和反对的‘保守派’在朝堂上打得不亦乐乎,以至于许多军国大事都耽误了。
而楚国,正陷入轰轰烈烈的诸子争储大战中。景泰帝身体每况愈下,他那几个成了年的儿子自然不会安分,拉拢朝臣将领、相互争风献宠,甚至是互相构陷刺杀。几乎波及了朝野上下每一个角落,所以根本没资格看秦国笑话。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眼看着敌人有可趁之机,但自己家里也不肃静,无力趁机捞些好处,这让三国将领心中猫挠一般难受。饶是如此,老辣的诸烈算定镇南军兵力捉襟见肘,悍然把南楚的上游防线的向东推进了一百里。不出所料,镇南军只能忍气吞声,吃了这个闷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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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秦雷接到伯赏元帅的抱怨信时,他也只能无奈的苦笑,此时就算把杨文宇放回去也于事无补,何况南方初定,民心不稳,尚需一支强大的军队弹压,所以秦雷只能朝大江边同情的笑笑了事。
《权柄的讲章》第183章 火中莲 有情况(第1/2页)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