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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改变下，原本藏匿在群众内心的种种纷争和分歧立即消散如烟，取而代之的则是全盘和谐融洽的场景。
大家深信，这位姚广孝和尚的到来，显然是带着慈悲之心与佛陀的力量，特意前来拯救这世人苦楚。
另一方面，他则以为此事纯属偶然，是好友胡轲暗中透露了一个将要在这条小镇上建立寺院的秘密信息。
百姓们对其行为给予无比支持与感激，才得以起早摸黑地，在家门口排成阵列，热情款待。
虽未触及各自关注的核心，但却巧妙地引领着事件朝正确的方向演化。
在一片祥和中，这个不为人知的渔港镇竟有幸迎接了它特有的庙堂之主——那位被任命的法师领袖。
此则喜讯传遍，村民们先前还疑惑不已的情绪顿时爆发了，皆在口中赞叹皇上功德无穷，更有人直奔府城的方向，以膝盖触地表达敬仰与感激，其庄严肃穆之态让一旁的真和尚姚广孝也颇为羞愧自省。
之所以会出现这般反响，非因其别开生面之举过于出乎意料，正是在于姚广孝此次赋予的形象，实在令人感到受宠若惊，备受敬重。
在私下会商之后，面对既定的选择与未来之路，姚广孝坚定了在此地开创事业的决心。
在无计可施之际，选择大张旗鼓，借着虚晃一枪的气势提升声望，不失为一次冒险尝试。
于是在传播教化的重任中，原本自认为失意、被京都天界寺遣散的失意僧侣，摇身一变为遵奉帝令，由驻院僧人特遣至此地弘扬佛法，道德修养极高的高僧形象。
他的表达并非那么直接，避免承担可能引起的后果，只是将事实巧妙转换，将皇帝对天界寺的要求传达得更为隐晦：推广佛教典籍作为近期的一项重任。
作为君临天下的封建，同时也对佛学有着深厚兴趣。
皇帝——即明朝初年的朱元璋，则在其过往言论中透露过有关将佛教传播至民间的想法，希望通过佛光庇护每一个大明朝子民的生活与精神境界的提高。
这是一个理想与现实交织、对未来的愿景。
因此，在百姓看来，这不仅仅是一个虚幻的形象转变，它代表着皇帝真正关怀人民福祉的一面，超越了世俗信仰中的神佛形象，因为他们是出于对广大平民利益的真实关心与扶持，才出现在众人面前。
现世的佛陀与未来的佛陀间，应当作出何种决断，对于本来就生活在困顿中的平民，显然是没有难度的考量。
凝视着此时过分热烈的场面，胡轲不知不觉地靠近了姚广孝，眼中闪过一种奇异的审视。
他那尖锐的眼光不用多言，直接显露着他的想法：“大和尚，您这回确实是过火了一些。”
虽然明里是赞扬，暗里实则揭露，指责姚广孝此举不过是狡猾地寻找破绽，或者说是趁虚而入以图谋不轨的人情策略。
胡轲内心对于这位黑衣和尚狂烈行为的关注显而易见，对此颇为担心。
在牢笼期间，尽管他在教朱汜这个傻小子做功课的同时也接受了世家出身的朱汜的很多启示。
因此，胡轲清楚认识到，朱元璋曾经依靠佛法，在纷扰的乱世求得生存的机会。
然而，成为无上权力的主宰者后，他对佛教并非十分信奉。
尽管如此，在上位后朱元璋不止一次抬举和尚们的地位，但实际情况是，在明朝开国以来，各类寺庙都紧紧由朝廷掌控之中。
这归功于曾在黄觉寺出家的记忆，深知贫穷身份出身的朱元璋了解这些庙宇背后的财务能力。
眼见这些和尚垄断了多少优质农田，掠夺过信徒的供奉和敬畏，重建了天下的朱元璋绝不会容忍其力量不受约束地扩展。
故而在面对佛教的政策，他采用了阳奉阴违的方式，表面上给大和尚尊崇的地位，让普天下百姓信仰佛法，但实际则限制着各寺庙的地产及僧侣牒证，言外之意就是约束和尚们的影响力。
因此，姚广孝未经官府批准就在一个小渔村擅自组建寺庙的行为，实质上是向着老朱挑战权威的迹象。
平民自行建立小型的礼拜场所并无大碍。
问题在于这个礼拜处若产生了负责人士，并将宗教力量嵌入党派的地方统治，这无疑是一起重大的问题。
“请你放心，伪造圣旨的事情我是不做的。
这一回，我的确得到了皇上的旨令。”
对于胡轲的疑问，姚广孝自知理解其中意旨。
但这次并非毫无预备，而是赌上了一场风险的游戏。
出发前他深夜再次拜访了燕王，在将自己的计划详述后，燕王并不坚持自己的主张，而是直接派了人手去中书省通了口信。
借中书省副部长这个亲眷之助的优势，这次的活动确实得到了朝廷官方的认可手续。
《大明帝国兴衰史》第69章 消散如烟（第1/2页）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