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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在上海一辆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一个工作人员开始查票。查票很安静，工作人员只对乘客点一下头，乘客看一眼他的胸牌，便从口袋里取出票来。工作人员立即用红铅笔在票上划一下，便把脸转向另一位乘客。整个过程，几乎没有一点声响。
终于，有一位中年乘客拿不出票来。工作人员说：“逃票要罚款。”
“逃票？”中年乘客激动起来。因为一个“逃”字，完全排除了遗忘的可能，听起来很刺耳。他看了一眼周围人的脸，发现大家都有点幸灾乐祸。乘公共汽车太枯燥，人人都期待着发生一点与自己无关的事，解解闷。
中年乘客这一看就更恼怒了。他拿不出票，却要快速找到不是“逃票”的理由，而且不仅仅要说服工作人员，还要说服周围所有的人。他憋红了脸，慌忙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张名片塞给工作人员，说：“你看我管着多少人，还要逃票？”
他在摸名片的时候无意中碰到了放在同一口袋里的一个银行存折。千不该万不该，他居然把这个存折也塞到工作人员手里，说：“你看看这个，我还用得着逃你的票吗？”
当年的工作人员很有修养，既没有看名片，也没有看存折，而是礼貌地把这两件东西塞回到他手里，说：“这与职位、金钱没有关系。上车买票，是一种城市文化。”
“文化？”中年乘客受不了当众被教育的情景，何况又扯上了文化。他不知怎么回应，便说：“你还给我说文化？我儿子已经是硕士……”
这一下，整个车厢都笑了。大家也不清楚这儿怎么冒出来了文化，只是在笑这位乘客说不过人家的时候，拉出儿子来做救兵。
二十年过去，社会变化天翻地覆。有趣的是，那次公共汽车上出现的最后一个概念——文化，已成为人们区分荣辱的第一防线。
一位企业家的最大荣耀，不是财报上公布的当年业绩，而是无意中听到职工的背后议论：“我们的董事长比较有文化。”
据调查，目前多数城市富裕家庭之间最大的攀比，是孩子的文化程度。
据调查，目前多数退休官员晚年生活质量的差异指标，除了健康，就是文化，即有没有戏剧、音乐、文学、书法方面的兴趣相伴随。
这儿所说的文化，都是个体文化，也就是每个人身上的文化。
过去，每个人身上的文化只有文化界里边才会关注，现在，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关注了。这样的情况，可能是宋代以来第一遭吧？因为明清两代的朝廷不断实行文化恐怖主义，文为祸源，避之唯恐不及；近代和现代，则以军事和政治的交杂为主调，有限的那一点文化一直在蓬头垢面地颠沛流离。其他逃难者看到几副厚厚的眼镜也许会投来几分怜悯，却怎么也构不成向往。
但是，现在，当大家都在向往文化的时候，怎么来处置落到自己身上的文化，也就变成了一个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迫切，越来越重要。
近年来，先是学生们问我这个问题，后来，不同领域的一些重要人物也都来问了。其实我自己也在为这个问题苦恼、思考、观察、比较。终于能作一些回答了，供大家参考。
我认为，一个人身上要拥有真正的文化，必须先“祛病”，再“进补”，这就体现为两个“不再”，两个“必要”——
第一，不再扮演；
第二，不再黏着；
第三，必要贮存；
第四，必要风范。
下分述之。
不再扮演
真正有了文化，就不会再“扮演文化”。这个道理，一听就明白。
这真像，真正的功夫高手不会一边走路一边表演拳脚。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凭着是否扮演，来猜测真假和深浅。
我想起了两件小事。
很多年前，我还在任职的时候，曾经组织过上海人文学科著名教授的一次聚会，《英汉大辞典》主编、复旦大学外文系的陆谷孙教授也应邀前来。很多教授看到他来了就纷纷围上去，其中好几个对他说话时都夹着英语。但他，从头至尾没说一个英语词。因为在他看来，那次聚会，从内容到人员，都没有讲英语的理由。而他，更没有理由要表演英语。
还有一次，东北某地聘请我和当时还健在的汪曾祺先生担任文化顾问。聘请仪式上的发言者也许考虑到我们两人都写散文，便美词滔滔。汪曾祺先生显然有点受不住了，便边听边轻声地把那些话“翻译”成平常口语，像一个语文老师在当场改错。他的年龄，使他有资格这么做。发言者说：“今天丽日高照，惠风和畅”，汪先生立即说：“请改成今天天气不错”；发言者说：“在场莘莘学子，一代俊彦”，汪先生立即说：“请改成在场学生们也挺好”；……
这就构成了一种幽默效果，现场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发言人不仅没有生气，而且以自嘲的口气感谢汪先生，说：“您老人家已经在做文化顾问了。”
一听就知道，汪曾祺先生和那位发言者，谁更有文化。那位可爱的发言者唯一的毛病，是在“扮演散文”。
因此，我一再告诫学生，拥有文化的第一证明，是不再扮演文化。
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可以省察四周了。
一个真正拥有文化的人，不会扮演“当代名士”。他不会写着半通不通的民国文言，踱着不疾不徐的遗老方步，数着百年文坛的散落残屑，翻着笔迹草率的谁家信笺，又矜持地抖一下宽袖。
《何谓文化余秋雨》§身上的文化（第1/4页）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