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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十年前，我作为首度到台湾发表演讲的大陆学者，在那里讲了三场，都在台北。一场是讲东方美学精神，一场是讲大陆现存的傩文化，一场是讲明代的昆剧艺术。台湾听众首度面对大陆学者，非常好奇，因此来听的人很多。
第二次去，是巡回演讲了，去了好几个城市，时间是一九九六年十二月至一九九七年一月。尔雅出版社的那本《余秋雨台湾演讲》收录了当时根据录音整理的演讲稿。
又过了几年，我应著名经济学家高希均教授之邀，又一次到台湾各城市间作巡回演讲。可能是因为我的书在台湾很畅销，每一场的热闹程度都超乎预期。在台北的那一场由当时担任市长的马英九先生主持，现场听众有两千多，会场门口的人群还产生了一点混乱，把两个保安挤倒在地，连牙齿都磕掉了。台北市的组织者非常有心，特意凭着一张老照片，把我几年前演讲时的那张讲台从一个旧仓库里找了出来，放在早已全新的礼堂主席台上，让我觉得是在继续昨天的话语。
九天后巡回到了台中，那是二〇〇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演讲的地点是中兴大学礼堂。进去就吓了一跳，居然已经挤满了三千多位观众，报道说是四千多。那个礼堂也真大，乌乌泱泱一大片。主持者胡志强市长很会讲话，根据《倾听秋雨》一书中的记录，他开头就说：
我要诚心诚意地谢谢天下远见出版公司的社长高希均教授。我差点扭断他的手臂，他原来说余教授很忙，不一定能来台中演讲。我威胁他说，如果余教授真的不来，以后你就不能到台中来，我不会给你签证。
最后终于成功了，而且来听的人这么多。我走到这个礼堂的门口时，心里非常高兴。就是维也纳交响乐团来，也没有看到这么多热心的人来参加。我要请大家给自己一个掌声。
（见《倾听秋雨》第91页）
掌声过后，他又讲了一句话，引起一片笑声。但是，《倾听秋雨》这本书里并没有留下那句话，是胡市长自己删掉的吗？可能。他那句话是这样说的：
所以，比较城市的魅力，不应该比较市长头发的多少，而应该比较余教授演讲时听众的多少。
胡市长自嘲头发稀疏，比不上马英九市长头发茂密；但他又知道，今天台中的听众数量，比台北多。因此，就玩了这个幽默。
巧的是，那天我演讲的题目正好也是《城市的魅力》。
这个题目一定是高希均教授出的。高教授为什么觉得我能够讲这个题目？我估计只有一个理由：他知道我仔细考察过从北非、中东到西亚、南亚很多古老城市的兴衰，又认真对比过欧洲的九十六座城市。
其实高教授不知道，我平时在大陆演讲较多的题目之一，也正是城市文化问题。我所主持的“博士后流动站”也有一个中心课题：城市美学。
就像《倾听秋雨》没有保留胡市长那句幽默的话一样，那本书中所收的《城市的魅力》演讲稿也显得太理论、太正经、太刻板了。当时的实际演讲，应该更加生动、感性一些。但也有限，因为一讲到城市文化建设上的“常见病”、“多发病”，我就担心会不会让在场的几千听众误会成是针对台中市的，让胡志强市长当面尴尬。所以，我一讲到比较尖锐的内容，先要瞟一眼坐在第一排的笑眯眯的胡市长，然后把话咽掉一半，甚至全部咽掉。
由此知道，今后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千万不要当着市长的面向市民演讲城市文化。尤其对那些很聪明、会自嘲的市长，更应小心。因为自嘲出于高度自尊，我们岂能借别人的懂事，而自己不懂事？
但是，我真想在市民不在现场的情况下，向市长们提供一点建言。市民只要不是“面对面”，听到了也不要紧，不会当场产生误会。
我对市长们的建言，主要出自于对近三十年中国大陆城市化运动的观察。欧洲、美洲、亚洲那些城市的建设经验是我的参考坐标，但也仅止于参考而已。因为中国大陆这次城市化运动所牵涉的城市数量、人口总量、历史深度、环保难度，在世界上都是空前的，没有现成的范例可以全方位依凭。
市长总是很忙，没时间听太多学术话语。因此我会选用最通俗的语言，一听就明白。
二
很多市长把城市的魅力寄托于城市文化，这没有错，但一讲文化，脑子就乱了。我发现，不少市长都把城市文化建设集中在常规的几个方面，例如——
第一，发掘本地古人；
第二，重建文化遗迹；
第三，大话地方特色。
围绕着这几个方面，还会经常地举办这个节、那个节、研讨会、演唱会等等，以扩大影响。
这些事，本来做做也很好，但由于政府权力主导，行政系统调动，容易失去分寸。时间一长，上上下下都误以为这就是城市文化的全部了。因此，我不能不逐条泼一点冷水，请市长们包涵。
先讲第一方面，发掘本地古人。
中国历史长，人口多，要把各地有点名堂的人物印成名册，一定是汗牛充栋。一个城市应该留下历史档案，但是如果乱加张扬，反而会降低城市文化的品格。
历史的最大生命力，就在于大浪淘沙。不淘汰，历史的河道就会淤塞，造成灾害。淤塞的沙土碎石、残枝败叶，并非一开始就是垃圾，说不定在上游还是美丽的林木呢。但是，一旦在浩荡水流中飘浮了那么久，浸泡了那么久，一切已经变味。市长，你愿意在自己任内，造成江河的淤塞吗？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这才是历史的达观。即使按照思想比较保守的孔子的说法，也叫“逝者如斯夫”，他同样以江流比喻历史。
我曾经到过亚洲一些古老国家的古老城市，满街都是古人雕像，但社会疲衰、城市破败、处处肮脏，成了对这些古人最直接的讥讽。现在我们这儿经济发展不错，但很多城市拿出来的古人，比那些国家的那些雕像还不如。例如，一个市长开口就说，我们城市一共出过近百名进士，十几名朝臣。其实，这根本不值一提。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十万进士》，标明了中国古代进士的数量。说起来，那个城市也算有点名气，怎么只考出了近百名，仅占全国的千分之一？少不要紧，如果还把少当作多，那就好玩了。再说，进士又是什么？公务员考试的录取者而已。即使是状元，也同样是公务员考试的录取者，只不过所写答卷更讨巧一点罢了，其实一句也拿不出来。
当然，各地历史上也会出一些真正的文化巨匠值得永远纪念。但是，文化巨匠的本质是跨越时空，因此即便是家乡也不能过度“挟持”，使他们变小。更不要相信“人杰地灵”的说法，断言某地出过一个名人今后也必然天才辈出。唐代最大的诗人李白究竟出生在哪里？好几个地方都在抢，以为抢到了就获得了“诗的基因”。其实，李白出生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城，毗邻哈萨克斯坦。我不知道这两个中亚国家，后来有没有再出生过这样的诗人？其实，“诗的基因”在李白的儿子伯禽身上已经找不到了，伯禽的两个女儿都嫁给了普通农夫，很快就不知踪影。李白是大家的，是中国的，甚至是世界的，把他钉在一个小地方，那就反而对不起文化了。
这些年我发现，一些近现代文化人的名字也渐渐成了不少城市的标牌，甚至在高速公路上都标出他们的故居所在，这实在有点不应该，我要劝说交通部门予以清理。因为任何文化人都没有理由侵凌山河大地，骚扰民众出行的视线。更何况，中国近现代，一直兵荒马乱，文化成果寥落。这些年只是由于一些传媒讲述者误占了文化话语权，才轻重颠倒，笑话连连。市长万不可受制于这种“舆论”，把文化“高速公路”的“路标”都指岔了。
再讲第二方面，是上面这个问题的直接延伸，叫做重建文化遗迹。
重大文化遗迹需要保护，对于这一点，目前中国国内已经没有争议。有争议的，是“重建”。那些活态遗产，如工艺、戏曲，“重建”是可能的；但如果是一个遗址，一项古迹，一处废墟，“重建”就要万分谨慎。哪怕是修复，也要小心翼翼。有关古迹保护的《佛罗伦萨宪章》第九章规定：
修复过程是一个高度专业性的工作，其目的旨在保存和展示古迹的美学与历史价值，并以尊重原始材料和确凿文献为依据。一旦出现臆测，必须立即停止。
最后这句话，“一旦出现臆测，必须立即停止”，非常重要。
可惜的是，我见到的古迹修复中，臆测太多，完全没有停止的意思。更可惜的是，这样的事情，往往是市长的主意。
二十世纪最后一年我曾冒险去伊拉克考察巴比伦文化，在那里看到大量臆测性的“古迹”。当时立即就产生怀疑：他们对千年古迹尚且敢于如此作假，那么，自己宣称的军事力量恐怕也是不可信的吧？后来的事实证明，果然。
一个城市没有像样的古迹，一点儿也不丢人。如果这个城市的市民因此而喜欢外出旅游，把全世界的古迹当作自己的财富，那就是把弱项变成了强项。随之，局部文化变成了宏观文化，固守文化变成了历险文化，身外文化变成了人格文化。这，不是更好吗？深圳没有高山，但在世界各大高峰的登山者中，深圳市民领先全国其他城市，这便是一个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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