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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埋没的转折点
今天是二〇一一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其实，四十年前的这一天，也具有不小的转折意义，可惜被埋没了。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日上午，周恩来总理陪着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来到上海。
这位年迈的皇帝很有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坚决抗击入侵的意大利法西斯军队，气得希特勒曾立誓要割下他头颅上茂密的胡子做一个鞋刷子，用来天天擦拭自己的长统战靴。
在希特勒和他的长统战靴灰飞烟灭二十六年之后，这位皇帝到中国来了，胡子依然茂密，只是已经花白。
他来的目的之一，是想见一见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想想也对，当今世界上皇帝剩下不多，彼此都会有一份远远的挂念。塞拉西皇帝是十月五日到中国的，十月七日在北京与周恩来会谈，得知溥仪已在四年前因病去世，笑着点了点头。在十月八日拜会了毛泽东，他便接受周恩来的安排，到上海来参观。
周恩来一路上心事重重。其实他只比塞拉西皇帝小六岁，也是一位七十三岁的老人了。这些天，中国正面临着一次历史大转折，而他正承担着这次转折的成败，因此显得那么疲惫和消瘦。
就在二十几天前，发生了“九一三事件”，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林彪自行飞出国境并失事。这件事情的真相还可以继续研究，但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后来被简称为“文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此宣告彻底失败。
这是因为，“文革”虽然是一场民粹主义大劫难，却有一个政治起点：由林彪替代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现在，这个政治支柱已经断裂。而且，从当时快速发现的一些材料看，林彪本人也反对“文革”。那就更成了一种彻底的反讽。
以后几年，“文革派”还会用各种方法掩盖失败的事实，但毕竟无济于事了。因此，远在美国的作家张爱玲在“九一三事件”后立即写出了一篇文章，题为“文革的终结”。这位女作家并不太懂政治，只是凭着常识和逻辑，作出了“终结”的论断，简单而明了。
此刻，周恩来成了第二号人物，前面五年的民粹主义大劫难留下了一个庞大无比的“烂摊子”，必须由他来领头收拾。
这已经够麻烦的，而更麻烦的是，他深知毛泽东不允许有人否定“文革”。因此，面对“烂摊子”却不能说是“烂摊子”，要收拾也只能轻手轻脚，这实在是难上加难了。
据当时的一位副总理纪登奎回忆，周恩来在紧急处理“九一三事件”之后，曾撇开众人，一个人在人民大会堂一个房间的窗口，号啕大哭一场。
深夜京城，一位老人的哭声让人心动，却又非常艰深。
这位政治老人心中，并不全是悲哀。他知道，极度的危难和极度的机会，突然都凑在一起了。就在三个月前，他秘密会见了基辛格并发表了震动世界的新闻公报，美国总统即将来访，中美关系即将正常；就在这几天，中国就要重返联合国。
总之，一九七一年十月，中国生死攸关。
这些天，周恩来对外宾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门要开了”。但他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要想走出封闭，必先走出灾难，哪怕是第一步。
那天到上海已经是中午，晚上有一个欢迎塞拉西的宴会。第二天有两档安排，一是到上海大厦顶楼俯瞰城市全景，二是观看文艺演出，周恩来都要陪同，第三天一早就要离开。因此，周恩来决定，就在第一天下午，召开一个干部会议。
当时上海的干部中有很多是“文革派”，已经从“九一三事件”和中美交往中敏感觉察到历史的转向，因此来开会时都惶恐不安。
没想到，会议开始后，周恩来只是平静地布置了一项“业务”工作。他说：“重返联合国之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会与我国建交，我国的外交空间将会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局面。因此，各大学必须立即复课，以最快速度培养大量年轻的外语人才和国际问题研究人才，全面翻译和掌握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宗教、风俗资料。”
这些话，听起来很正常，但在当时却有很大的突破性。
因为，毛泽东在“文革”中只说过“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故意不提文科，表现出明显的取舍。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文科的主要课堂是“上山下乡”，是社会实践。就在半年前，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炮制的所谓《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又彻底否定了“文革”前的教育，毛泽东又同意了这种否定。现在，周恩来以外交需要为由，对否定提出了否定。
他所说的“各国的历史、文化、宗教、风俗”，都属于文科。
在中国，一切外交理由都无可辩驳。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周恩来收拾“烂摊子”的一个极佳突破口，足以“牵一发而动全身”。
你看：既然要全面复课，那么，所有的教师就必须从农村返回学校；既然教师能返回，那么，其他知识分子也能返回；既然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文化、宗教、语言能够成为正面教材，那么，那些“文革派”的批判专家怎么还忙得过来？
紧接着，周恩来又根据科学家杨振宁的建议，嘱咐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清理教育科研中的极左思潮，提出要“拔除障碍，拔掉钉子”。在文科领域，他恢复了一系列“文革”之前已经着手、毛泽东也曾经作过正面指示的工程，又任命顾颉刚教授主持标点二十四史，任命谭其骧教授主持编著《中国历史地图集》。
这样级别的教授，前些年都被造反派批判成“反动学术权威”，现在重新出来担任领导，便成了一种全国性的政策示范。于是，一系列大规模的文化工程也逐一展开，每项工程都集中了大量的知识分子。
周恩来病重后，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大力整顿，使教育、文化的重建工程有了更大进展。
这一个趋势，使很多“文革派”认清了是非，转变了立场，参与了重建。但是，也有少数极端分子暗暗在心里认为这是“右倾翻案”。
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十日下午的干部会上，有人问周恩来：“全面复课，中文系的教材怎么办？”
这个问题的针对性在于，按照当时的主流思潮，中文系的教材只能用毛泽东诗文和“革命样板戏”剧本。
周恩来当然知道这种主流思潮，他想了想，回答道：“中文系教材，可以先用鲁迅作品，再慢慢扩大。今年是鲁迅诞辰九十周年，逝世三十五周年，都是大日子。鲁迅的晚年是在上海度过的，上海的高校应该带头研究鲁迅，为他写传记。”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也是周恩来为中文系教育寻找的一个很好的突破口。为什么这样说？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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