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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年的端午节是在西安度过的。
工地并没有放假，工人自的不去上工，项目部不得不放假。由于项目大，不是所有的工人都愿意过节，我所在的标段有工人继续干活。何国涛跟小边同志得到了明确放假的答复，他俩极力让我争取休息的权利，因此我在微信群里跟领导们周旋了半天，得到的答复是:一号塔吊没有具体通知。
我最终决定不理睬，管他呢，我就出去溜达去。我知道，今天即使我走了，他们也拿我没办法。
我们三个梳洗打扮了一番，按着既定的出行路线有条不紊地走出了憋闷的工地。
对端午节的感受已经很淡漠了，虽然是个传统节日，对我们常年在外的工人来说已经感受不到其中的味道了。多年的工地生活，让人有点麻木。
走出工地大门，步行在滚滚的热流中，浑身汗流不止。工地偏远，纵横交错的街上看不到几个人，只有来回疾驶的车辆，不时开过去几辆。在十字路口，一个穿着橙色工作服的环卫工老头，手中握着一把长长的弯头镰钩，双手举着伸进树冠，将枯死的树枝勾折弄断，一张脸黑红黑红的，油腻的汗水浸润着皱纹捭阖的脸。他气定神闲地工作着，旁边有间活动房，门口摆着一张小桌，桌上摆着几瓶水跟一盆绿豆汤。
我们三个向张望渠公交车站缓慢走去，讨论着张国回家的事，他们两个判断，张国这次回家估计再不来了。我反驳，我说他是替自己挣钱，又不是给别人挣钱。他们两个就说，不信你等着看。我也害怕他不来，因为这两天我给他顶班，说好了他一回来，我就回家转一圈。太阳很扎眼，应该戴墨镜的，可我犹豫再三没有戴。何国涛说，这次出去了要买个太阳镜，把人晒死了。我说，我见你们没眼镜，我就没好意思戴，你们又要买，真不是人。这时候小边捣鼓着手机说，信号员刚打电话了，也要跟我们一起去。我先不乐意了，几个小伙子带着两个老太太算怎么回事！
何国涛说，要说是两个年轻小媳妇就好了。然后他想起了在白银的时候，工地上有个女塔吊司机看上他了，每天晚上都叫他一起散步，还非要请他吃饭。他说那时候多潇洒，多自由啊。
小边说，那两个老大姐让等着，一块儿走，她们赶了过来，怎么办？
我让小边回复她们，就说我们已经坐上公交车走了。
小边指着不远处两个穿裙子、打扮得时髦的女人说，唉，现在哄人家已经来不及了，她们已经看见我们了。
我回过头一看，哎呀，真的，跑得还挺快。我只好抱怨何国涛，方才要不是他争论该坐公交车还是公交车，也不至于眼睁睁看着公交车车从我们视线中开走。何国涛还在争辩，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说坐公交车的好处大于坐公交车。
两个信号员跟我们站一起等公交车，她们问我们去哪里玩，我们都说不知道。不过现在，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等待公交车。
在等待的过程中，两个信号员给我们介绍了几处市内的旅游景点。聊着聊着，我知道她们压根就不跟我们去，而是回家去。她们是本地人。我长吁了一口气。其实，她们人很好，老实本分，态度和蔼，这个年纪了，还辛苦劳动，相比于那些整天在广场上扭来扭去的人，她们真的是可敬可爱的人。只有劳动，才能塑造完美坚强的人生形象。
公交车里有空调，实在舒服，望着窗外不断抬手抹汗的人，我都不想下公交车了。在车上，何国涛跟我讨论经济方面的话题，他说杨鹏今年运气好，包工挣了不少钱。他说杨鹏自从买了一辆新车，便顺了起来，做什么都是事半功倍。我说车是开路的东西，跟人的运气息息相关。虽然我的言论多少有些神秘色彩，脱离了实际，但人在某些情况下，喜欢将本来是经过人的努力得来的成功归功于神秘的运气，以此来平衡人与人之间的各种际遇。
何国涛感叹:人这一辈子真的很难下结论，说变就变。咱们什么时候也能一笔财呀，实在把人穷害怕了。
我说:重点还是要掌握一门核心技术，咱们就是缺少毅力，害怕改变，对专业领域也缺少钻研，安于现状的人，不可能有出息的。
何国涛支持我这种分析，我在自己的分析中扪心自问，话我能说得好听，做起来就难喽。
公交车每一站都会停，上上下下的人群里，总会出现几个赏心悦目的美女。长时间待在工地，对于美女实在很敏感，眼睛盯着对方的身上，就不忍心撤离。我们都认为，大地方就是美女多。
我们在鱼化寨下了公交车，信号员大姐给我们提着醒，下面该如何如何走，举手投足间有着作为本地人的优越性。我们在这儿分手，然后融进人海。
我们坐地铁，准备先去大雁塔，听说那边热闹、繁华，至于有多热闹有多繁华，也只有去了才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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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鸟宝宝》普通人的端午节（第1/2页）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