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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农兄:
承你照顾叫我做文章,我当然是很欣幸,也愿意帮忙,但是此刻现在这实在使我很有点为难了。我并不说怎么忙,或是怎么懒,所以不能写东西,我其实倒还是属于好事之徒一类的,历来因为喜欢闹事受过好些朋友的劝诫,直到现今还没有能够把这个脾气改过来,桌上仍旧备着纸笔预备乱写,——不过,什么东西可以讲呢?我在“酒后主语”的小引里这样的说过:
“现时中国人的一部分已发了疯狂,其余的都患着痴呆症。只看近来不知为着什么的那种执拗凶恶的厮杀,确乎有点异常,而身当其冲的民众却似乎很是麻木,或者还觉得颇舒服,有些被虐狂(masochism)的气味。简单的一句话,大家都是变态心理的朋友。我恐怕也是痴呆症里的一个人,只是比较地轻一点,有时还要觉得略有不舒服;凭了遗传之灵,这自然是极微极微的,可是,嗟夫,岂知就是忧患之基呢?这个年头儿,在疯狂与痴呆的同胞中间,那里有容人表示不舒服之余地。你倘若……”
是的,你倘若想说几句话舒服舒服,结果恐将使你更不舒服。我想人类的最大弱点之一是自命不凡的幻想,将空虚的想象盖住了现实,以为现在所住的是黄金世界,大讲其白昼的梦话,这也有点近于什么狂之一种罢。我对于这种办法不能赞成,所以想根据事实,切实的考虑,看现今到底是否已是三大自由的时代,容得我们那样奢华地生活。我这个答案是“不”。最好自然是去标点考订讲授或诵读《四书味根录》一类的经典,否则嫖赌看戏也还不失为安分,至于说话却是似乎不大相宜。老兄只要看蔡胡丁张陈诸公以及中国的左拉法朗西等公正而且“硬”的人物都不哼一声了,便可以知道现在怎样不适于言论自由,何况我们这些本来就在水平线下的人,其困难自然更可以想见了。
“莫谈国事”这个禁戒,听说从民国初年便已有了,以后当然也要遵行下去。在辇毂之下吸过几天空气的公民大都已了解这个宪谕的尊意,万不会再在茶馆躺椅上漏出什么关于南口北口的消息来,而且现在也并无可谈的国事,即使想冒险批评一两句,不知那一条新闻可靠,简直是“不知所谈”。据说中国人酷爱和平,那么关于止戈弭兵这些事似乎可以大放厥词了,然而“而今现在”仿佛也不适宜,因为此刻劝阻杀人是有点什么嫌疑的,观于王聘老等诸善士之久已闭口,便可了然:那么这一方面的文字也还以不写为宜。熊妙通水灾督办在南方演说,云反对赤化最好是宗教,准此则讲宗教自然是最合式的事了,而且我也有点喜欢谈谈原始宗教的,虽然我不是宗教学者或教徒。——可是我不能忘记天津的报馆案,我不愿意为了无聊的事连累你老哥挨揍,报社被捣毁,这何苦来呢?这个年头儿,大约是什么新文化运动的坏影响吧,读一篇文章能够不大误解的人不很多,往往生出“意表之外”的事情,操觚者不可不留神。骂人吧,这倒还可以。反正老虎及其徒党是永远不会绝迹于人世的,随时找到一个来骂,是不很难的事。反正我是有仇于虎类的人,拼出有一天给它们吃掉,此刻也不想就“为善士”。但是,我觉得《世界日报》副刊的空气是不大欢迎骂人的,这或者是我的错觉也未可知,不过我既然感到如此,也就不敢去破坏这个统一了。的确,我这个脾气久已为世诟病,只要我不同……的正人君子们闹,我的名誉一定要好得多,我也时常记起祖父的家训里“有用精神为下贱戏子所耗”之诫,想竭力谨慎,将不骂人一事做到与不看戏有同一的程度,可惜修养未足,尚不能至,实是惭愧之至。现在言归正传,总之这种骂人的文章寄给报社是不适宜的,而且我已说过此后也想谨慎一点少做这样傻事呢。余下来的一件事只是去托古人代劳了。这却也并不容易。给人叫做“扒手”倒还没有什么,我实在是苦于无书可翻,没有好材料,——王褒的《僮约》总不好意思拿来。说到这里,已是无可说了,总结一句只是这样:
“老哥叫我做文章,实在是做不出,如有虚言,五雷击顶!千万请你老哥原谅,(拱手介)对不起,对不起。”
中华民国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于内右四区,岂明叩。
《谈虎集 周作人》诉苦(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