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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育种一共历时七个月,对我而言,是满怀欣喜地来,却丧魂落魄地回去。
此说法乍一听或许有些夸张,但这期间所经历的种种,其后果足以证明此言恰如其分。
当初决定前往海南之时,父母其实并不十分乐意,可他们终究没有阻拦我。二姐同样不赞成我去,却也未加阻止。
只因他们深知我是一个不甘寂寞、不安于现状之人,他们期望我能出去闯荡一番,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
然而,就是这几个月的时间差,悄然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这个由自己选择的轨迹,注定了我自此以后要继续努力奋斗下去,且前方等待着我的,还有更多的磨难。
在回来的途中,我用在海南赚得的补贴费买了二十多双解放鞋,还带了一些椰子等海南特产。
在那个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的年代,人们都较为务实。中学的郝主任在这七个月里,给我写了十多封信,信中一直叮嘱我不要放松学习,回来要参加高考。
二姐每次来信皆是讲述家里的喜事,从未提及家里的困难,也不曾要求我带什么东西给她。
当然,我也不可能将在海南的遭遇告知他们,只能把这些深深埋在心底。回来的路线走东线,即广州、上海、南京一线。
返回途中比去时自由了许多,可以单独到其他地方转转、玩玩。我基本上是和田长兵一起走的,如此彼此也能有个照应。
他与我同岁,却极为贪玩。到了广州,他说要去动物园,我们便一同前往;到了上海,他又嚷着要去动物园,我提议去看看二十四层大楼,于是我们便只去了南京路和外滩公园。
来到二十四层大楼那儿一瞧,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并未上到顶层,只是在外面观望了一番。
当时,我们只知上海有个二十四层大楼,是全国最高的楼层,感觉看了便是一种荣耀,可真正见到之后,才发觉也不过如此。
途经南京的时候,我和田长兵在西头甄成芬姑姑家留宿了一宿。为何在此停留一晚呢?只因父亲托她为我买了一块钟山表。
在那个时候,一个生产队里都没几个人有手表,戴手表可是干部和有工作之人的标志,普通老百姓哪能有手表呢?成芬的丈夫姓吴,在南京某企业担任管理层干部。
春节时他到我家拜年,父亲告诉他我入了党,又去海南岛搞水稻制种,便想请他在南京帮忙买块表。
那时买手表需找关系,三十元一块的钟山表,这可是父亲不吃不喝两个月的劳动所得啊。父亲还让迎男姐写信告诉我,让我回来的时候到那儿去,除了拿手表,还要给他们三十斤全国通用粮票,那时候粮票每斤也能值一角五分钱,而且有时候有钱也买不到粮票呢。
成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风雨人生路最佳文案》第40章 海南苦乐行(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