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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对边防事务历来关注，即便到了天宝年间，他在安心享乐之际，仍然记挂着边疆，只是在指导思想上有了很大转变。
开元时代，他对待周边邻国一向以和为主，除非有人进犯，一般不鼓励边将主动挑起事端。因此，与吐蕃、后突厥这些强悍民族保持了较好关系。边关的稳定，也反过来促进了大唐社会的繁荣发展。
天宝以后，玄宗对边关的上心，更多体现在征伐立威上。他破天荒的在边境线上设置了十大节度使，赋予他们相机行事的大权。
边将为了迎合于他，悍然向外拓展，甚至不惜单方面撕毁已经签定的和约。
他们为求战功不择手段，编造战果隐瞒败绩，视边民如草芥，视士卒为工具，搞的边境狼烟四起。对手越打越强，仇恨越结越深，强盛国力在无休止的征战中消耗一空。
朔方方向（今内蒙、宁夏一带），因回纥刚刚击破后突厥，与大唐还处在蜜月期，显得较为平静。
天宝八年（749年）三月，朔方节度使张齐丘，在距中受降城（今内蒙古包头附近）西北五百里之地修筑横塞军，任命郭子仪出任横塞军使，这是名将郭子仪仇兼琼，杨国忠得以进入长安，有了今天的风光。可以说，鲜于仲通是杨国忠成长道路上不可或缺的贵人。
鲜于仲通虽然具有一定的学识与谋略，但其为人器量狭小、性格急躁，不太擅长处理民族关系。上任没多久，就把属地蛮夷各部搞的人心不宁。
按照以往成例，南诏王每年都会带着各部酋长，携妻室前往成都拜谒节度使。路经云南郡时（今云南祥云一带），太守张虔陀利用职务之便，经常与他们妻子勾搭，还向他们索要财物。合罗凤只要答应的稍不痛快，张虔陀便会派人过去辱骂。
合罗凤激怒之下起兵造反，于天宝九年（750年），攻陷云南郡杀死张虔陀，夺取了依附大唐的三十二个羁縻州。
天宝十年（751年）四月，玄宗诏令鲜于仲通出兵八万征讨南诏。
唐军兵分两路，分别从戎州（今四川宜宾）、嶲州（今四川西昌）进发，抵达曲州（今云南昭通）、靖州（今云南昭通鲁甸县）。
合罗凤派人讲和，承诺归还掠夺的俘虏、财物，退回南诏，并捎话说：“现在吐蕃大军压境，如果不答应我，我将投靠吐蕃，云南就再非大唐所有了。”
鲜于仲通自恃兵多将广，没有同意合罗凤的提议，继续进军西洱河，兵临南诏国都太和城下（今云南大理境）。
合罗凤很清楚，一旦战败，他和他的南诏都将不复存在。遂举全国之力绝死反击，与唐军展开激战。唐军大败，战死六万多人，鲜于仲通只身逃脱。
合罗凤让人收殓双方战死将士尸体，筑成京观，派人向吐蕃请降。吐蕃凭空得来如此大礼，欢喜过望，任命合罗凤为东帝，称他为“赞普钟”。“钟”为蛮语，意为兄弟，“赞普钟”就是吐蕃国王的兄弟。
合罗凤在国界立下一块石碑，讲明了自己被迫叛唐的经过，并郑重声明：“南诏世代尊奉大唐，接受大唐封赏，后世如果重归大唐，请将此碑出示大唐使者，让他知道叛唐并非出我本意。”
此后，南诏一直与吐蕃联合进犯大唐，原本稳固的西南边防变的不再安稳。
捅了这么大的篓子，在杨国忠极力斡旋下，鲜于仲通丧师辱国的罪名被轻轻抹去，不但毫发未损，反因立下战功得到褒奖。
营州方向（辽宁朝阳、内蒙赤峰一带），挑衅生事，招来祸端。安禄山自打当了节度使，经常无故进犯契丹，把契丹边民的人头拿来充作军功，用以体现他的价值。
天宝十年（731年）八月，安禄山调动范阳、朔方、河东三镇六万大军，以奚族部落两千骑兵为先锋，兵分三路进讨契丹。
唐军抵达距营州一千余里的土护真水时（今内蒙古老哈河，赤峰、通辽一带），大雨倾盆而下。安禄山率军冒雨昼夜兼行三百余里，直插契丹王庭，契丹军民大惊失色。
因久雨不停，弓弦受潮无法使用。大将何思德劝说安禄山停军休整，不出三天契丹自降。
本来挺好的一条建议，安禄山却认为他扰乱军心，准备将他处死，何思德恳求阵前效命，得到安禄山同意。
《大唐气象概念》第78章 边关陷入多事之秋（第1/2页）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