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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岁那年夏天我经常在户外。如果不是跟着里拉爸爸去甘蔗田劳作，就是跟着辛塔爸爸学搓鱼饵和捕鱼，他还试图教我辨别出现在近海的几十种贝类和海藻，但我没记住多少。我既没有农耕天赋也没有航海天赋，这是能够确定的，有一晚我甚至听见父母们悄声谈话，讨论小梭子鱼是不是该考虑学习织布，不过我没听到结论，他们关上了卧室门，声音变成了无法辨认的嗡嗡嗡。
夏天接近尾声的时候天气明显变差，商船队还没从大岛回来，比往年迟了几天，这不是什么问题，船队有时甚至会迟两周。我开始每天跟着努尔妈妈到神庙去，她教我读写，让我在作废的木薯收成纪录上练习书写大岛的文字——你的文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天晚上，你在沙子上画出来的那些。细长，弯绕，点缀着开闭音符和小点，好像多足昆虫爬过湿润沙地留下的痕迹。
在神庙里，我发现了我真正的爱好：语言。我可以连续四五个小时坐在那里，努力啃食一本用外岛语言写的诗集。我一点都不喜欢诗歌，只是享受磨碎陌生的词汇，咀嚼它的书写方式和发音，抄写下来。年纪更小的时候，我一度沉迷收集形状各异的漂亮贝壳，珍惜地藏进小木盒里，现在我也用同样的方式收集新的词汇。有时候我走在海滩上，或者夜晚躺在草席上，也会情不自禁摆弄我所拥有的“贝壳”，一个一个把它们串到语法组成的项链上，赏玩新的句子。
一门语言就像，窗口，或者，一次新的生命。世界被打碎了，以新的逻辑再次拼合。比如说，在伊坎岛的理解里，火山就是“火焰”和“山脉”的组合，大岛的理解也一样。但是往北稍远的冰冻岛链上，人们的理解是“融化的山”，以岩浆类比融化的雪。往南，丛林群岛通用语既不提到火，也不说山，而是“烟岩石”，很可能因为那一带火山矮小，大多数休眠，祖祖辈辈只看到烟，甚少遇到熔岩。
我什么都读，祷文，讣告，预言，贸易记录，造船图纸，制糖技艺手册。不像大岛，我们几乎没有专门用于收录故事的书籍，虚构故事是口头的，不是书面的，通常由父母讲述，即使是同一个脉络，不同的家庭会讲出不同的情节，他们随意更改人物的名字和关系，适应不同的听众。属于书面的都是诗歌，在我的语言里，“诗”和“历史”是同源词，诗歌是记忆，是一种对世间真实事件的纪录，重要的是内容以及这些内容对民众的无形规训，韵律和美感退居二线。这就是为什么我第一次读外岛诗歌的时候如此惊讶，我以为所有那些出乎意料的爱情故事都是史实，不明白为什么外岛的“历史”竟被环礁湖仙女和情歌大幅霸占。那首关于少女熄灭火山的长诗尤其令我困惑，人怎么能挑战火山？是谁亲眼目睹了这样的奇迹还能活着回来？
自然，我去问了努尔妈妈，她笑了好一阵才停下来，慢慢给我解释外岛人的诗歌，解释“虚构”的概念，解释什么叫“娱乐”，解释有时候人们会把幻想写下来，互相分享。在我们这里，故事是口头的、飘渺的、“次要”的东西，但并非所有岛屿都是如此，大岛上就有专门以书写故事为生的人。而在覆盖着雨林的南部诸岛上，讲故事是一种受人尊敬的职业，可以和海商一样被选入议事会。
这也许意味着，从伊坎岛最严格的定义上来说，我此刻正在写的也是一首诗。
到了冬天，每天爬山到神庙去的就只剩我一个了。努尔妈妈贸易季前就怀孕了，到天气明显变冷的时候已经不方便出门。到火山上去的路有四条，哪一条都不好走，较为平整的小径受到寒风猛烈吹打，得到巨岩遮蔽的山路却又极为崎岖。权衡过两种痛苦之后，我还是选择了烈风肆虐的那条路，它不仅比其他三条路更宽，还铺了石板。我每天早上裹在臃肿的羊毛外套里，用普西娅妈妈的围巾保护好头、脸和耳朵，低着头向上走，身体歪向一边，抵消狂风的持续推撞。
神庙入口低矮，像矿坑隧道，散发出盐和木头的气味，大概走上二十步才逐渐开阔。温暖空气涌出来，我冻僵的手和脸颊开始感到微微刺痛。我摘掉围巾，逐层脱掉衣服，只留一件棉上衣和长裤。伊坎岛的火山沉寂多年，但至少仍有一条岩浆“血管”穿过这座山，很可能连接着我们和大岛之间的那座庞然大物。岩石持续不断地散发出热量。
要到藏书室去，首先要绕过神庙中央的水池。当我说“水池”，人们很可能会想象方形或圆形的石砌装置，镶嵌着卵石，或者白色马赛克，但神庙的“水池”只是一个碗状凹坑，水最深处只到脚踝，没有明显的边缘，和周围的沙色石板融在一起。前来祈祷的人们会把小块火山玻璃扔进水里，所以凹坑底部总是堆积着指头大小的黑色岩石碎片。苍白阳光和水珠一起从岩洞顶端的圆形开口滴落，浅水被岩石烘烤着，雾气蒸腾。
《问卷设计思路框图法》第4章（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