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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冬天很冷，滴水成冰。盼望大雪纷飞，却又没有。干冷，无比枯燥。孩子问：“妈妈，冬天怎么可以不下雪？”
我说：“当然可以。”
天也有自己的秘密，也有自己的随意。天无情无义，无兴亡成败，无艰难曲折，因此，天宏大，永恒，波澜不惊，岁月无恙，可望而不可及。
我是世俗之人，这个我很明白。从我机上到现今，我们世世代代都想过好日子。我们世世代代都在努力，都在辛苦劳动，却已经经历了太多次的失败。到我这里，已经是在一个打倒了富人的社会里，大家都是无产阶级，我完全可以混日子，但在一定范围内，也还是可以坚持个人劳动与创造，哪怕是不足为道的个人劳动与创造。我还是选择了劳动。我总是认为，用自己的劳动换取享受，是一种体面而优美的生命姿态。花桥苑的房子，装修之后，又年年被酷暑寒冬损坏，房梁骨架都开裂了，无法再装修；国家政策已经改变，单位不再进行福利分房，个人劳动变得重要起来。这个夏天，我寻到汉阳，找从前的亲戚，一个篾匠，打了一张竹床。夜里，我把它扛上顶楼平台，让孩子睡上竹床。孩子望着漫天的星斗，指指点点，寻找银河；牛郎星与织女星的离愁别恨，吸引了孩子的注意力，孩子带着满头的汗珠进入梦境。我是不能进入梦境的；神仙故事再凄惨，我知道是假的，只有现实是真的。现实的顶楼平台，被暴晒了一天，腾腾热气蒸人；孩子一阵阵被热醒，嗯嗯地难受，要哭；竹床上洇出一趟趟汗水，后背都是密密麻麻的痱子；让人看着，心里痛惜得不行，便赶紧摇动蒲扇，给孩子扇风；连续多少个夏夜，夜夜无眠，双手轮流摇动蒲扇，精疲力竭；迷蒙面对星空，那还是有恨的，恨不得立刻就可以去奋力工作，赚钱，买空调，买房子。我恨不得马上离开花桥苑，我要自己的孩子能够有安睡的住房。人生一场，上有祖宗下有子女，总是想在人世间得到庇护，想安稳，想风雨无侵；想睡有好梦，吃有香馨，心有远意；想无论春夏秋冬的季节，都与我相好无恶，都有一份默契的亲切。在花桥苑的顶楼住房里，面对风雨侵蚀，我是一个怒而奋起的青年；也还认为这种怒而奋起，是天地正道，是人的志气。
但是，我何曾意识到，如若命运不佳，一切都不能是自己所想，最后还是落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处境，我也能够不改其乐吗？一个人，究竟怎么才算得有志气？
生活不可假设。
我们只能一边活着一边摸索；一边参悟一边改造自己。
王鸿图终于调动成功，到国税局办公室当干部去了。似乎是饶庆德教授夫人的去世，促使王鸿图痛下了决心；他坚决不和饶庆德教授耗了。王鸿图不在社会主义教育学院当教师了，他不研究社会体制了，不写论文了。他要让饶庆德教授失去敌人，看他还能怎样战斗不息？国税局是现在中国的最好的单位，还是分配住房的，住房还铺设了中央空调的，还二十四小时供应热水的，宿舍院子里还有集体食堂的，食堂还是包餐制的：交一点象征性的钱，一日三餐随便吃！如果说体制优越，在国税局，那才完全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王鸿图就是理直气壮地要择良木而栖，那又怎样？那就是一个物欲横流的卑鄙小人吗？
王鸿图说：“好吧，就算我是一个物欲横流的卑鄙小人吧，现在我要搬到国税局去住了，要和花桥苑说再见了，我很高兴我得到了这样的可耻下场。”
王鸿图在自行车棚和张华她们大声说笑，权当告别，这便是王鸿图的风格。
聂文彦开始收拾整理东西，从顶楼楼道上搬出来各种包装箱，里头居然还存放着八十年代时兴的麦乳精和上海蜂王浆口服液。聂文彦累坏了，却也累得笑吟吟。聂文彦坐在楼梯口，对我说：“我把顶楼的东西搬走之后，那里就归你放竹床了。别人家又不住八楼，没有资格使用我们八楼的顶楼空间。”
我打趣她，说：“我也要搬家了。”
聂文彦说：“真的？什么时候？哪里的房子？”
我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还不知道房子在哪里。但人总是要有理想的。”
聂文彦笑了，说：“倒是和你做邻居很好；以后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好的邻居。”
我说：“莫愁，有的。天涯处处有芳草。”
聂文彦坐下来，用手帕扇风，认真地说：“我们要走了，我给你提一点希望好不好？”
我说：“很好。我就是想要希望。”
聂文彦用手帕打我一下，说：“严肃一点。真的。你是一个作家，还在德国开了小说朗诵会，我看你很有前途的。你家里的氛围，应该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莫要总是和张华那样的人说话；徐迪娜也不行，也还是一个小市民，充满爱心的样子很造作。”
我说：“恐怕我要辜负你的这个希望了，怎么我就是喜欢白丁，不喜欢鸿儒呢？怎么我就是觉得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呢？当然，这可能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小市民。”
聂文彦说：“你莫和我痞好不好？你才多大年纪？你经历了多少中国的事情？你对饶庆德和老扁担那两种截然不同的人，又了解有多深？”
聂文彦眼波一横，神态变得重重的，冷冷的，坐姿也调整了一下，居然有一种不怒自威了；这女人忽然就变了，并不只是我平常认识的那个中年妇女了。
果然，聂文彦说了一番非比寻常的话。聂文彦说：“中国曾经有一个著名诗人叫聂绀弩，想必你是知道的。你可知道他是我们湖北京山人？湖北京山就是我的老家，聂绀弩就是我本家的一个爷爷。他是才子，又是革命先辈，学问渊博，人品高洁，是我们家族的无上光荣和骄傲，也是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好好学习的榜样。可是，1955年，牵涉胡风反党事件，挨整；1958年，被划右派，劳改；1967年‘文革’被划现行反革命，无期徒刑，坐大牢。最后虽然得以平反昭雪，哪里还有元气起死回生？当然出狱之后，不几年就病逝了。这是大才子大意了，若是懂得小处见大，及早认识中国现实和种种人，或许就不会这么悲惨。”
我自然是目瞪口呆了。聂文彦看着我，眉眼里有慈悲，循循善诱地举例说明中国文人的悲剧。她说：“其实新中国刚刚成立，他们就在互相掐了。1949年，聂绀弩发表了一首诗歌，题为《山呼》，面对新中国的一派新气象，诗人很冲动和感慨嘛，因此诗里面就有这样的句子：‘抱起随便一个街上的孩子，要吻就尽量的吻吧；他不会是地主的儿子，因为地主已经没有了。’马上就遭到了批判，一个年轻诗人，说这首诗歌，除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还有思想上的毛病。而不久，这位诗人的一首诗歌，又遭到了别人的批判，1957年也被打成右派。他的诗写道：‘党，你是太阳，我是星，我发热，我发光，都是由于你的力量。’批判的理由是你太狂妄了吧？党是太阳你就是星星了？”
《托尔斯泰围巾池莉孔夫子旧书网》第20章（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