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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说:“不找农民工找谁?现在城市里的人,谁还吃得这种苦?”

泥工做地面瓷砖,忘记塞住地漏;待我们发现,又要敲掉瓷砖;则水泥、瓷砖、工钱等等,又得支付一次。我们找张华,张华再找经理,便只有声嘶力竭地叫嚣了:“伙计啊!你别忘记是有合同的啊,我们要去法院告你!”

经理起初还勉强承受,到了被张华指上鼻子指上脸,腾地叉了腰,说:“好吧好吧,去告吧。我好怕。我的卵蛋都已经吓破了。”

张华说:“你这个婊子养的东西!”

张华到底是女人,粗话说不过男人;便拔脚跑回自行车棚,一屁股坐下,想想,觉得她从热心快肠做好事开始,落得现在是一身狗屎一身腥,也不知道怎么收场,便举了巴掌,把自己脸一打,嗷嗷地哭了。我们又只好赶紧宽慰张华。自然也有人,不愿意安慰张华,气鼓鼓地离开自行车棚,还留下带刺的话,说谁知道是不是有人暗地里得了好处,才鼓捣了这么一个拆烂污的装修公司。张华又只好打自己的脸,打得面红耳赤,哭得肠断气绝。

好在时间就是时间,它总是不会停顿。自行车棚里挂着一只圆型的石英钟,不管人间多少事,也不管张华怎样痛哭流涕,它从容不迫地走着,走着,这是一种铁定;装修工程,却也随着铁定的时间,在这乱七八糟的混战之中,渐渐完工。

电工做完了活,拿了钱,走了。管道工做完了活,拿了钱,走了。泥工做完了活,拿了钱,走了。木工的活路多一些,要做的长一点,长长短短,也是陆陆续续地走了。最后是油漆工,在日日的抱怨与争吵中,也还是要走的。这样一些农民工,来的时候,是陌生腼腆面孔;走的时候,却千人一面,个个都是要钱的铁面孔。花桥苑的大家,竟如送走了瘟神一般。有一些工人,也还是吃过人家的许多香烟和酒菜,连我都几次炖了肉汤送给我家工人,不知怎么,好意没有留下一点点;几乎所有的农民工,都麻木不仁,都无一点熟面的热络,也无打过交道的客气与尊重,这比装修本身的麻烦更让我暗自心惊。我小时候,吃夜宵,拿了搪瓷碗,跑半条街,特为要买王麻子的豆浆;那王麻子把做生意当作做生活,为人十分小意,凡吃他豆浆的人皆是他的客,回头再买豆浆便都要多给一勺;把你的碗装得满满的,还叮嘱小孩子当心,不要撒泼了,不要盯着碗走路,要看着前面的道走路。我们小女孩,盼过年,主要原因之一是有新衣服穿。进了腊月,我外公家总是要把裁缝请来家里,住下,为一家老少翻旧裁新,孩子们都得新棉袄花罩衣,年年请的都是去年的裁缝。进门双方都欢喜,互相作揖打躬,我外婆必定要说:“又要辛苦你了!”

裁缝师傅也必定要回礼,说:“哪里哪里,是我又要沾您家的光了。”

我儿时的中国,就像一位家道中落,流落民间的大家闺秀,尽管此前多少年青春岁月,都是兵荒马乱饔飧不继的日子,却依然敦厚蕴藉,举手投足,皆见生活的美意。要人见了人,有亲切;要人与人之间,有信义;做买卖是讨生活的手段,只是一个银钱的进出,没有更多意义的,更要紧更长远的,便是要把事情做出喜气与吉利来。所以民间百姓,都懂得这么一句话,说是:买卖不成仁义在。

却说现在我们花桥苑,十六家的装修如同打了一场人民战争。其实到头来,房子也还是装修了,农民工也还是赚钱了,结果却是两败俱伤,人人都恶心厌世。这是我在装修之前,没有料想到的,以为装修就是麻烦和累人。通过装修,对于现在的社会现实,才有了一个切身的感受,知道现在的人,起码的脸面都不顾了,和气生财也不懂了,只要浅浅的一点点眼皮利益。回头遥望,我们的河山,还是山高水远;座座城市,也是重峦叠嶂,却不知昔日美人今何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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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还有一个老扁担,他这个人,却是一眼没有让人看穿的。

老扁担也是一个农民工,没有什么手艺,专门做扁担,出苦力,搬运重物上楼;从一个骗局里出现在我们装修过程中。

那天,水泥黄沙砖瓦来了,卸在一楼的马路上,再无人管。

我们好奇地问工头:“怎么不把材料运上楼?”

工头反而惊讶地问我们:“你们怎么还不运材料上楼?我的工人正等着材料好做活呢。”

我们找经理质问,经理也是反而比我们讶异,说:“头几天的材料,都是我看在熟人的面子上,给你们搬运上楼了,我以为你们自己马上就会找搬运的,哪里还会老让我贴本做生意?”

我们生气了,说:“你在签合同的时候怎么不写清楚材料由我方搬运?”

经理说:“合同上也没有写由我方搬运啊?我只是装修公司,又不是搬运公司!”

一般说来,既然装修公司是包工包料,自然就包括了把材料买到装修工地了,怎么又冒出需要一个搬运公司?经理的强词夺理把我们气得两眼望天。工头赶紧出面做和事佬,说:“好解决好解决,现在外面大街上,扁担多的是,价钱也不贵,我马上给你们叫一个扁担队来就是了。”

工头当即用他半块砖头那么大的手提电话,给他表弟打了一个电话。他的表弟很快就带领一个扁担队赶到了,十余个农民工,个个怀抱一支扁担,扁担头上挽着一副麻绳。队伍很整齐,显然已经纠合好了,单单等在那里。而扁担队好像是来替我们排忧解难的,表弟理直气壮,向我们宣布,他会每日调配派工,保证及时把各种装修材料送进人家,并会以每担记工,到时候与各家结算,也欢迎各家记工,到时候与他核对,而每担材料的劳资,皆是市面价打九折,他哥哥在这里做工头嘛,他自然要给优惠价。扁担们齐齐地站在表弟身后,沉默地看着我们。我们十六户人家的装修主持者,面面相觑之后,忽然发出一阵激烈的议论,明白我们又挨宰了,除了装修款之外,我们还要额外支付一笔扁担们的费用。

表弟并不着急,也不听我们的议论,他吸着香烟,抖着单腿,拎着的,也是与哥哥一样粗壮的手提电话,夏日的热风,把他的丝质T恤衫,吹得飘飘飒飒。表弟等了一会儿,说:“诸位老板,利索一点,他们都是靠卖力气吃饭的农民工,一天不做一天没得吃,请尽快决断不要耽误他们到别处找工。”这个年轻人,已然是老江湖,流气十足,学会了拿话打人,很是遭人厌恶。扁担们仍旧沉默着,眼睛转到别处,显然有一些看不起我们的不利索了。

结局是沉痛的。我们—卜六户人家都毫无办法。自己又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眼前又已经开工,耽误一天还要付出一天的工钱。所有的慷慨激昂,在表弟的胁迫下,都归于沉寂。我们只好接受这个扁担队。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就不可以厌恶表弟,连同厌恶表弟身后的扁担们。

《托尔斯泰ак》第5章(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