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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桧一直到死，始终得高宗的信任宠爱，自然是深通做官之道。《鹤林玉露》中记载有一个小故事：秦桧夫人到宫内朝见，皇太后说起近来很少吃到大的子鱼。（不知是甚么鱼，一定是当时杭州最名贵的鱼。）秦夫人说：“臣妾家里倒有，明天呈奉一百条来给太后。”
回家后告知了丈夫。秦桧大急，知道这一下可糟了，皇太后吃不到好鱼，自己家里却随随便便就拿出一百条来，岂不是显得自己的享受比皇帝、皇太后还好得多？秦桧的妻子王氏生性阴险，传说她参与杀岳飞之谋，以“捉虎易，放虎难”六字，促使秦桧下定决心，终于害死岳飞，然而讲到做官的法门，究竟不及老奸巨猾的丈夫了。秦桧和门客商议一番之后，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第二天送了一百条青鱼进宫去。青鱼是普通的贱鱼。皇太后哈哈大笑，说道：“我早说这秦老太婆是乡下人，没见过世面，果然不错。青鱼和子鱼形状有些相似，味道可大不相同，只不过鱼身大而已。”这件趣事自必传入皇帝耳中，母子两人取笑秦桧是乡下人之余，觉得他忠厚老实，生活朴素，对他自又多了几分好感。倘若送进宫去的真是一百条子鱼，秦桧的相位不免有些危险了。秦桧当国凡十九年，他任内自然是坏事做尽。据《宋史·秦桧传》记载，有不少作为是很具典型性的。《宋史》是元朝右丞相脱脱等所修，以异族人的观点写史，不至于故意捏造事实来毁谤秦桧。下面是《秦桧传》中所记录的一些事例。高宗和金人媾和，割地称臣，民间多大愤。太学生张伯麟在壁上题词：“夫差，尔忘越王杀尔父乎？”有人告发，被捉去打板子，面上刺字，发配充军。夫差之父与越王战，受伤而死，夫差为了报仇，派人日夜向他说这句话，以提高复仇的决心。张伯麟在壁上题这句话，当然是借古讽今，讥刺高宗忘了父亲徽宗被金人所掳而死的奇耻大辱。
秦桧下令禁止士人撰作史书，于是无耻文人纷纷迎合。司马光的不肖曾孙司马攸上书，宣称《涑水纪闻》一书，不是他曾祖的著作。吏部尚书李光的子孙，将李光的藏书万卷都烧了，以免惹祸。可是有一个名叫曹泳的人，还是告发李光的儿子李孟坚，说他读过父亲所作的私史，却不自首坦白。于是李孟坚被充军，朝中大官有八人受到牵累。曹泳却升了官。
“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所谓“中以深文”，即以胡乱罗织的罪名，加在乱说乱讲之人的身上。
有一个名叫何溥的人，迎合秦桧，上书，说程颐、张载这些大理学家的著作是“专门曲学”，须“力加禁绝”，“人无敢以为非”。
许多文人学士纷纷撰文作诗，歌颂秦桧的功德，称为“圣相”。若是拿他来和前朝贤相相比，便认为不够，必须称之为“元圣”。秦桧“晚年残忍尤甚，数兴大狱，而又喜谀佞，不避形迹。”不论赞他如何如何伟大英明，他都毫不怕丑，坦然而受，视力当然。“凡一时献言者，非诵桧功德，则讦人语言，以中伤善类。欲有言者，恐触忌讳，畏言国事。”
“一时忠臣良将，诛锄略尽。其顽钝无耻者率为桧用，争以诬陷善类为功。其矫诬也，无罪可状，不过曰‘谤讪’、曰‘指斥’、曰‘立党沽名’、甚则曰‘有无君心’。”说人内心不尊敬皇帝，也算是罪状。
《续资治通鉴》中说秦桧“初见财用不足，密谕江浙监司暗增民税七八，故民力重困，饥死者众。又命察事卒数百游市间，闻言其奸恶者，即捕送大理狱杀之；上书言朝政者，例贬万里外。日使士人歌诵太平中兴之美。士人稍有政声名誉者，必斥逐之。”
善政有“道统”，恶政也有“道统”。
三十二解洵妇
解洵前半段的遭遇，和《侠妇人》中的董国庆很相似。他也是宋朝的官吏，北方土地沦陷后，陷在金人占领区中，无法归乡，很是痛苦，后来得人介绍，娶了一妾。那妾带来了不少钱，解洵才有好日子过。有一年重阳日，他思念前妻，落下泪来。那妾很是同情，便替他筹划川资，一同南归。那妾很是能干，一路上关卡盘查，水陆风波，都由她设法应付过去。
回到家后，解洵的哥哥解潜已因军功而做了将军。兄弟相见，十分欢喜。解潜送了四个婢女给弟弟。解洵喜新厌旧，宠爱四婢，疏远冷落了那妾。有一天，解洵和妾饮酒，两人都有了醉意，言语冲突起来。那妾道：“当年你流落在北方，有一餐没一餐的，倘若没有我，只怕这时候早饿死了。今日一旦得志，便忘了从前的恩义，那可不是大丈夫之所为。”解洵大怒，三言两语，便出拳打去。那妾只是冷笑，也不还手。解洵仍是不住乱打乱骂。
那妾站起身来，突然之间，灯烛齐熄，寒气逼人，四名婢女都吓得摔倒在地。过了良久，点起灯烛看时，见解洵死在地下，脑袋已被割去。那妾却不知去向。
解潜得报大惊，派了三千名官兵到处搜捕，始终不见下落。
解潜是南宋初年的好官，绍兴年间做荆南镇抚使，募人开垦荒田，成绩极好，增加了大量粮食生产，是南宋垦荒屯田政策的创导者。他病重时，张九成去探望。解潜流泪说：“我生平立誓要和金贼战死于疆场之上，哪知不能如愿。”说罢就死了。
张九成是南宋的忠义之臣，为人正直，毕生和秦桧作对。秦桧当权时，张九成被贬在南安，到秦桧死后才出来做官，后来追赠太师。他既和解潜交好，可见解潜也是忠义之士。张九成是杭州人，绍兴壬子年状元。对策时论到刘豫（金人设立的傀儡皇帝）说：“臣观金人有必亡之势，中国有必兴之理。夫好战必亡，失其故俗必亡，人心不服必亡，金皆有焉。刘像背叛君亲，委身夷狄，黠雏经营，有同儿戏，何足虑哉？”这篇策论传到了汴梁，刘豫见了大恨，派刺客来行刺，但张九成不以为意，时人都佩服他的胆识。
这篇策论却也引起了一个可笑谣言。有一天高宗向群臣说：“有人从汴梁逃回来，说张九成在刘豫那里做官，真是奇怪。”一个臣子奏称：“张九成在盐官县（今浙江海宁）做官，离杭州不到一百里，两天前还刚有文书来。”原来张九成那篇策论痛骂刘豫，在汴梁传诵很广，有人一知半解，把刘豫和张九成两个名字拉在一起，以为张九成在刘豫手下做官。
张九成状元及第后，第二年娶马氏为继室。马氏是寡妇，本有个儿子，再嫁后孩子由婆婆龚氏抚养。马氏嫁给张九成后过得两年逝世。张九成去会见龚氏，照料妻子和前夫所生的儿子。龚氏老太太逝世后，张九成替她作墓志，详细叙述马氏再嫁的事实，并不讳言。时人都佩服他的坦白和厚道（见《画影》）。他的作风和解洵刚好是两个极端。
《金庸散文集港台原版》第39章（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