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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哉为了保持令名，已有很久很久没下棋了，这时为形势所迫，只得出场奋战，这是日本围棋史上一件极度重要的大事。那时吴清源是二十二岁。
吴清源先行，一下子就使一下怪招，落子在三三路。这是别人从来没用过的，后来被称为“鬼怪手”。秀哉大吃一惊，考虑再三，决用成法应付。下不多子，吴清源又来一记怪招，这次更怪了，是下在棋盘之中的“天元”，数下怪招使秀哉伤透了脑筋，当即“叫停”，暂挂免战牌。棋谱发表出去，围棋界群相耸动，守旧者就说吴清源对本因坊不敬，居然使用怪招，颇有戏弄之意。但一般人认为，这既是新旧两派的大决战，吴清源使出新派的代表手来，绝对无可非议。
这次棋赛规定双方各用十三小时，但秀哉有一个特权，就是随时可以“叫停”，吴清源因为先走，所以没有这权利。秀哉每到无法应付时，立即“叫停”。“叫停”之后不计时间，他可以回家慢慢思考几天，等想到妙计之后，再行出阵，所以这一局棋因为秀哉不断叫停，一直拖延了四个多月。棋赛的经过逐日在报上公布，棋迷们看得很清楚，吴清源始终占着上风。一般棋人对于权威和偶像的被打倒不免暗暗感到高兴，但想到日本的最高手竟败在一个中国青年手里，似乎又很丧气，所以日本的棋迷们在这四个月中又是兴奋，又是担忧，心情是十分矛盾的。
社会人士固然关心，在本因坊家里，情形尤其紧张。秀哉连日连夜地召集心腹与弟子们开会，商讨反攻之策。秀哉任本因坊已久，许多高手都出自他的门下，这场棋赛大家自然是荣辱与共。所以，这一局棋，其实是吴清源一个人力战本因坊派（当时称为“坊派”）数十名高手。下到第一百四五十招时，局势已经大定，吴清源在左下方占了极大的一片。眼见秀哉已无能为力，他们会议开得更频繁了。第一百六十手是秀哉下，他忽然下了又凶悍又巧妙的一子，在吴清源的势力范围中侵进了一大块。最后结算，是秀哉胜了一子（两目），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虽然胜得很没有面子，但本因坊的尊严终于勉强维持住了。
这事本来已经没有问题，但事隔十多年，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围棋界的元老濑越宪作忽然在一次新闻界的座谈会中透露了一个秘密：那著名的第一百六十手不是秀哉想出来的，是秀哉的弟子前田陈尔贡献的意见。这个消息又引起轩然大波。这时秀哉已死，他的弟子们认为有损老师威名，迫得濑越只好辞去了日本棋院理事的职务。
许多年后，曾有人问吴清源：“当时你已胜算在握，为什么终于负去？”（因为秀哉虽
然出了巧妙的第一百六十手，但吴还是可以胜的。）吴笑笑说：“还是输的好。”这话说得很聪明，事实上，要是他胜了那局棋，只怕以后在日本就无法立足。
最近在日本的围棋杂志上看到吴清源大胜前田陈尔和现任本因坊高川格的棋局。前田居然连用了两下吴清源当年所创的“鬼怪手”，要是老师还活着，他一定不敢这样“离经叛道”吧。
钱学森夫妇的文章
十年之前的秋天，那时我在杭州。表姐蒋英从上海到杭州来，这天是杭州览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一班毕业生举行毕业礼．那个姓胡的教育长邀她在晚会中表演独唱，我也去了览桥。
蒋英是军事学家蒋百里先生的女儿，当时国民党军人有许多是蒋百里先生的学生，所以在航空学校里，听到许多高级军官叫她为“师妹”。那晚她唱了很多歌，记得有《卡门》、《曼依·郎摄戈》等歌剧中的曲子。不是捧自己亲戚的场，我觉得她的歌声实在精采之极。
她是在比利时与法国学的歌，曾在瑞士得过国际歌唱比赛的首奖，因为她在国外的日子多，所以在本国反而没有什么名气。她的歌唱音量很大，一发音声震屋瓦，完全是在歌剧院中唱大歌剧的派头，这在我国女高音中确是极为少有的。
他后来与我国著名的火箭学家钱学森结婚。当钱学森从美国回内地经过香港时，有些报上登了他们的照片。比之十年前，蒋英是胖了好多，我想她的音量一定更加大了。
最近在内地的报纸上看到他们夫妇合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对发展音乐事业的一些意见》，署名是蒋英在前而钱学森在后。我想这倒不一定是“女人第一”的关系，因为音乐究竟是蒋英的专长。
这篇文章中谈的是怎样吸收西洋音乐的长处，和怎样继承我国民族音乐遗产的问题。他们认为我国固有的音乐有很多好处，例如横笛的表演能力，就远胜西洋的横笛（西洋横笛用机械化的键，不直接用手按孔，所以不能吹滑音），但西洋音乐也有很多优点，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就必须先达到西洋音乐的世界水平。目前，我们离这水平还很远。
他们觉得目前对民族音乐重视不够，像古琴的演奏就大有后继无人的危险。我国歌剧的歌唱法与外国歌剧是完全不同的，而我们对所谓“土嗓子”的唱法还没有好好地加以研究。
火箭学家对数学当然很有兴趣，所以这篇文章有很多统计数字。他们假定，一个人平均每四个星期听一次音乐节目（歌剧、管弦乐、器乐或声乐）决不算多，假如每个演员每星期演出三次，每次演奏包括所有的演奏者在内平均二十人，每次演出听众平均二千人，我国城市里的人口约为一亿人。火箭学家一拉算尺，算出来为了供给这一亿人的音乐生活，需要有八万三千位音乐演奏者。再估计每个演奏者的平均演出期间为三十五年，那么每年音乐学校就必须毕业出二千三百七十人来代替退休的老艺人。再把乡村人口包括在内，每年至少得有五千名音乐学校的毕业生。如果学习的平均年限假定为六年，那么在校的音乐学生就得有三万人以上，假定一个音乐老师带十个学生，就得有三千位音乐教师。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但目前具体的情况与这目标相差甚远。他们谈到最近举行的第一届全国音乐周，认为一般说来还只是业余的音乐水平。这对科学家夫妇又用科学来相比：“业余音乐是重要的，但正如谁也不会想把一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寄托在业余科学家们身上一样，要发展我国的音乐事业也不能靠一些业余音乐家们。”
我觉得这篇文章很有趣味，正如他们这对夫妻是科学家与艺术家结合一样，这篇文章中也包括了科学与艺术。
在自然科学、艺术（西洋部分）、体育等方面，我国过去一切落后，现在，在自然科学上，有钱学森、华罗庚等等出来了；体育上，有陈镜开，穆祥雄、张统等等出来了：音乐上，现在还只有一个傅聪。艺术人才的培养确是需要很长的时间（不单是某一个人学习的时间，还需要整个社会中文化与传统的累积），但既然有这样好的环境，又有这样多的人口，我想四五十年之内，总有中国的巴格尼尼或李斯特出现吧，六六十年之内，总有中国的贝多芬或柴可夫斯基出现吧！从历史的观点来说，那决不是很长的时间，问题是在于目前的努力。
《金庸散文集txt》第14章（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