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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报纸刊载了上海文史馆馆员的名单，其中刘棣怀、魏海鸿、汪振雄三位都是围棋名家。我国还有一位围棋前辈顾水如先生则在北京。刘棣怀以前称中国第一人，但最近上海举行名手比赛，魏海鸿的成绩最好，可能刘棣怀因为年老而精力衰退了一些。魏以前在武汉，人家给他一个绰号叫做“刀斧手”，可见他善于厮杀。汪振雄抗战时在桂林主持围棋研究社，那时我还在念中学，曾千里迢迢地跟他通过几次信。汪先生笔力遒劲，每次来信很少谈围棋，总是勉励我用功读书。我从未和这位前辈先生见过面，可是十多年来常常想起他。
陈毅将军是喜欢围棋出名的，棋力如何却不知道了。
日本棋院中挂有一个条幅，写着“围棋有五得：得好友，得人和，得教训，得心悟，得天寿”。提倡围棋极有功绩的郝克强先生很喜欢谈这“五得”，著名作家严文井先生也特别称赞，认为很有意思。
这“五得”不知是谁提出的，当是日本人的说法，因为中国古籍中没有这样记载。中国棋友会请问日本的名誉棋圣藤泽秀行先生，他说记不清楚出典了。
“得好友”和“得人和”，凡是喜欢下围棋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楸枰相对，几个钟头一句话不说，也能心意相通，友谊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我和沈君山、余英时、林海峰、陈祖德、郝克强诸位等结交，友谊甚笃，都是通过了围棋。至于教过我棋的许多位年轻高手，更不用说了。有几位日本朋友，我和他们根本言语不通，只能用汉字笔谈，却也因下棋而成为朋友。日本棋界的人常说：“下围棋的没有坏人。”这句话自不免有自我标榜之嫌。但围棋公平之极，没有半点欺骗取巧的机会，只要有半分不诚实，立刻就会被发觉，可以说，每一局棋都是在不知不觉地进行一次道德训练。
围棋是严谨的思想锻炼、推理锻炼，有人说是“头脑体操”。现代医学保健的理论很注重心理卫生，注重保持头脑的功能，因为人身一切器官内脏的运作，都是靠头脑指挥的。有些人年纪老后，体力衰退，但头脑仍然健全，往往可以得享高寿。那便是下围棋可“得天寿”的理论根据。我国当代著名棋手王子晏、金亚贤、过旭初、过惕生等诸位都年寿甚高，足为明证。王子晏老先生年过九十，棋力只稍退而已。最近来香港参与棋界盛会的日本业余高手安永一老先生，自己说已记不清是八十四岁还是八十五岁。他脚力差了，有点不良于行，行棋却仍然锋锐凌厉，因为头脑清楚，演讲起来便风趣而有条理。康德、罗素等哲人之得天寿，相信也出于不断地思索动脑筋。当然，不断运用脑筋也不一定寿命长，还有其他许多因素。
“得教训”与“得心悟”是最难了解的了，尤其“得心悟”，当是“五得”的精义。唐玄宗时代的围棋国手王积薪传下来“围棋十诀”，至今日本许多棋书仍然印在封面上，公认为是围棋原则的典范。十诀的首要第一诀是“不得贪胜”。下棋是为了争胜负，不求胜，又下什么棋？但过分求胜而近于贪，往往便会落败。这不但是棋理，也是人生的哲理，似乎在政治活动、经营企业、甚至股票投机、黄金买卖中都用得着。既要求胜，又不贪胜，如果能掌握到此中关键，棋力便会大大地提高一步。吴清源先生常说，下棋要有“平常心”，即心平气和、不以为意，境界方高，下出来的棋境界也就高了。然我辈平常人又怎做得到？不过有此了解，虽不能至，时刻在念，庶几近焉。
一九八五年四月
我的中国历史观
国际著名报业家、武侠小说家金庸（查良镛）先生于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赴北京大学访问，并接受北京大学授予他的名誉教授称号。访问期间，他受到了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教授、副校长郝斌教授、罗豪才教授和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宁静的燕园骤然之间出现了一股“金庸热”。短短几天里，金庸先生与北大中文、历史、哲学系，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及北大港澳台法律研究中心的教授们座谈，交换学术意见，向大学生们作了有关中国历史和武侠小说创作的演讲。金庸先生此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非常满意”，而他本
人的言行与气度也给北大师生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下面刊出的是金庸先生在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仪式上的演讲录音记录。
——焦小云
现在我是北京大学的一分子了，可以称大家为同学了。我衷心感谢北京大学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授予我名誉教授的称号。北大是我从小就很仰慕的大学。我的亲伯父查钊忠（钜侯）先生就是北大的毕业生，故乡人大多不知道他的学问如何，但听说他是北大毕业生，便都肃然起敬。我念初中时候的班主任王芝簃先生也是北大毕业生，他学识渊博，品格崇高，对我很爱护。虽然现在时隔五六十年了，我还常常想念他。
北京大学有许多优良的传统，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对国家、社会的深切关怀……
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整个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与北大师生的重大贡献分不开的。每当我们想到北大，就会想到开明、开放的蔡元培校长，想到眼光远大的马寅初校长，想到许许多多的大思想家、科学家、作家、学者、教授以及跟北大有关系的大学问家们。北京大学有许多优良的传统，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对国家、社会的深切关怀；二是有容乃大的自由的学术空气。最近几年我在牛津大学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感到，牛津大学自由开放的学术空气和博大精深的学术研究是世界一流的，但牛津大学的老师、学生对于国家、对于社会、对于人民的关怀和牺牲，目前却大大不及北京大学的师生。抗战时期，我考大学，第一志愿就是报考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是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合办的，我有幸被录取了。或许可以说，我早已是北大的一分子了。不过那时因为我没有钱，西南联大又在昆明，路途遥远，没法子去，所以我不能较早地与北大同学结缘。今天我已作为北大的一分子，跟大家是一家人了，因此感到莫大的荣幸。
我一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作为新闻工作者，对每一门学问都必须懂得一点，但所知都是些皮毛，很肤浅。专家、教授则不同了，他们对某一门学问有钻研，懂得很深。这是两种不同的接触知识的方式。我是新闻工作者，当教授是全然没有资格的，但幸亏我是“名誉教授”，名誉教授就没有关系了，话讲错了也无所谓。我下面要讲的话，真的是要向各位老师和朋友们请教的，这不是客套。在中国学问上要请教最好的老师，当然只有到北大来，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金庸散文集txt》第46章（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