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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圆满》被展映以后，各项活动也开始了。
莘野签的媒体公关确确实实尽职尽责，它们请了几乎所有重量级的记者观影，又根据题材还有内容，凭多年的经验积累请了他们认为会很喜欢《圆满》的影评人，重点是大影评人，也有小影评人——这些人在专栏、博客等等地方发表文章，会影响到读者受众，进而影响到评审团。而对于那些极大可能对《圆满》并不感冒的，公关也没自取其辱。
于是，展映的第二天，因为策略十分得当，同时电影质量过硬，《圆满》成了大热门，而开幕影片成大热门在过去是非常少的。
莘野还办记者会、party，还是，媒体公关负责邀人。能在欧洲当记者的肯定英文都过关了，而莘野的英文通顺，交流起来毫无障碍。翻译经常不懂电影，也未必能表达完全，而且隔着一个翻译也说不了太多的话。莘野说了不少可以让记者们大写一番的。
莘野还在官方场刊上面买了两个广告。两个广告都不便宜，莘野自己填了成本，但谢兰生一无所知。
对“造话题”媒体公关也还感到挺新奇的，但是赞同。于是，一波一波地放出去，不同媒体分类讨论，持续造势，不让《圆满》遭遇降温。
而在宣传的同时，莘野还要负责卖片。他弄了个试片间，喝着咖啡，西装革履地等片商在试片间看完片子，再讨论。而后，不管对方出什么价，莘野全都只摇摇头，说要看过其他片商开的条件后才能定。各大片商都觉惊讶，因为中文的电影能到掉欧美的非常少，莘野竟然如此自信，《圆满》似乎非常抢手。这样一来，各方报价越来越高。
谢兰生觉得，莘野真是一个奸商。
…………
在宣传的过程当中谢兰生也不是没事。
莘野毕竟只是主演，他谢兰生才是导演，因此，对于几个大的报纸、杂志的专访，莘野安排隔空做了。谢兰生把可能问到的问题都准备了下，还让莘野在电话里修改句子、纠正发音，花了好几天。
其实，谢兰生的英语水平在国人里是非常好的。他本身是全校前三，分数都能上科大了，他还生在首都北京，很早就有收音机了，自己学《许国璋英语》。而那时候中国学生普遍不行的口语，他居然还好。他常常去北京公园的“英语角”跟人聊天，每回准备一个话题，那儿总有一些“老外”，他就听听人家说的。他也经常看内参片，每周一次甚至两次，琢磨剧本、琢磨台词，发音要比别人地道些。四年前拍《生根》那会又跟莘野也学了些，后来为了参加比赛还更努力地报班练习，比在当年在学校时又进步了。1995年，北京也有外教了。
莘野把相对小的专访放在前面，把几个大的专访放在后头，谢兰生则按照顺序，一个一个地聊过去。
这天，兰生做了参赛以来最重要的一个专访。
对方是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来电话的。记者去了莘野房间，莘野直接拨通号码，并且坐在记者旁边随时准备充当翻译。谢兰生的水平他知道，可能会突然卡壳，也可能不会。
电话接通，记者Leon问：“您好，是谢导吗？”
谢兰生说：“您好，对，谢兰生。”
那边Leon说：“我是德国《xxxx》的记者Leon……”
介绍过去，进入正题。
第一part是关于《圆满》的。
Leon问了不少问题出来，比如：“您最初是如何想到把同志当主角的呢？”
“嗯，”谢兰生说，“我知道，同志权益这个话题正在欧美受到关注，其实，在中国也是一样。今年‘世界妇女大会’刚在北京成功举办，同志权益这些东西在大会上被讨论了。北京组织中国彩虹刚发布了公开信。我在北京王府井也见过同志做活动，虽然……立刻就被扫摊了。我注意到，在中国的这个群体与欧美的现状不同，他们需要结婚生子，会面临家庭压力……另外，事实上，同志只是一面镜子，我想讲的还要更多。如同‘郎英’说的那样，在东亚文化里，集体主义、集体荣辱的重要的一个部分。人都要为集体买单，于是形成集体压迫……”
说完，又道：“当然，从同志的角度入手，也是因为……一个朋友。这个朋友爱的坦荡，让我开始思考这些了。最终，我是认同他想法的。”
Leon追问：“这个朋友喜欢男人？”
“嗯。”
“那他现在是幸福的？”
谢兰生顿了顿，听着对面一片沉默，说：“现在还没，马上了。他们就要在一起了。”
说完，他似乎能想象莘野在那边的一声轻笑，自己心里也甜滋滋的。
“好，”Leon抛出第二个问题，“这部电影的资金是从哪来的？演员呢？”
“嗯……”这个问题谢兰生也准备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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