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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日子,与她同住的是一个三十出头未曾结婚的女人,在大学教书,信新教,戴眼镜,四季的穿着都简单朴素,房间里的挂的画是月份牌上裁下来的印刷品,就连读的书也大多是从学校图书借来的。一开始,这种生活对江雅言来说多少有些吸引力。日子久了,新鲜劲儿过去了,这一双旧鞋一袭布衣一把油布伞的生活渐渐露出粗鄙瑟缩的面目。
战争结束之后,纷争与动荡一直都未曾真正过去,在这种大环境下,这个城市的黄金年代似乎一去不复返了。三十年代风靡一时的《玲珑》杂志自三七年停刊之后,再也没有哪一本本土出版的女性刊物畅销到那个程度,要靠写字吃饭自然也没那么容易,更何况还是那些个闲情逸致的文字。之所以有人找江雅言约稿,看重的还是她曾经的名媛身份,她不愿在那些人面前露了怯,却又力不从心。
对于过去的生活,她并无留恋,哪怕是那些令人艳羡的众星捧月的时刻,却也不愿永远就这样过下去。当时,战后短暂的歌舞升平的日子已经过去,时局日渐动荡,越来越多的人辞别故土,去欧洲美国,或者近一些的南洋小国。江雅言也动了这样的念头,她对雪城说想离开上海,目的地或许是伦敦,或许是巴黎,两个人在一起,无论在哪里,无论过的如何,一切都可以重新来过。
于是,离开上海,仿佛幻化出一些不甚真实的象征意义,成了一种期盼,就好像只要走了,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江雅言心里这些微的变化,雪城都是知道的。他了解她的为人,如果她决定了要走,就肯定是会走的,不管过程如何艰难,结果是好或是坏。而他自己却截然不同的,他是很早就懂了生活艰辛的人,想事情总难免更加现实几分。他心里很清楚,作为一个中国人,所能倚靠的那一点手艺能否在异国他乡得到承认,是谁都没办法打保票的,而仅靠他手上的那点积蓄,又是很难在那里立稳脚跟。
不是没有机会改变,只是他不能,也不愿做那样的事。早在战前,他便是绅士商店的骨干,两位老板相继过身之后,店里的经营更是他在一力承担。一些生意上往来的人经常与他玩笑,说他才是真正当家的人,但“方氏父子”这块招牌却始终都没有变过,他还是伙计,曾经的东家是Gordon和方老板,现如今则是方兆堃。生意或者是金钱上的事,兆堃既不看重,也不太懂。若雪城有心,什么都有可能,但他从小这个泱泱都市独自闯荡,能够得以安身立命,也自有他为人处事的原则和信念。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雪城在鄞县乡下的弟弟结婚,他回去探亲,兆堃和江雅言也一同去了,说是去玩的,实则却是为了让母亲和江雅言见上一见。那个时候,他的幺妹早出嫁了,母亲改嫁的丈夫也已故去,留下不多不少的家产,过过日子倒也无虞。
他的弟妹都是改了姓跟过去的,多年未曾见过,关系都很疏淡了。雪城没有特意把江雅言带去他们看,不是不愿,也不是不敢,只是觉得她和他们全然是两个世界的人。在鄞县那三天,母亲只在喜筵上见过江雅言,隔着三五步的距离,点头寒暄而已。但母亲却始终是母亲,这个年过四十的女人,当过少奶奶,也过过一贫如洗的日子,嫁过两个男人,生养了三个儿女,即便没念过书,也不认得几个字,却有一些朴素的智慧。她从没问过雪城:“这个人是谁?”只是在临别的时候,絮絮的对他说起弟妹的婚事。妹妹嫁的很好,夫家在县里有些小官职,弟弟新娶的媳妇是同县山里一个穷佃户女儿,可说是应了一句乡下的老话——男婚女嫁是不一样的,男往下娶,女往上嫁,这日子才过得好。
“那位江小姐是大学毕业生?”最后,母亲这样问。
话仿佛是随口说的,雪城也随口答了,只作无心,却没想到他们到回上海之后不久,又有一个人从家乡来到上海,随行带来他母亲的口信,托他帮忙寻份差使,并且暂时照顾食宿。这原本是很普通的事情,他算是同乡之间混得不错的,常有人把子弟送到上海来谋生,托他照拂。但这一次却与以往不同,母亲送来的这个人是个眉目清秀的女孩子,名唤宝月,年纪不过十七岁。
雪城与宝月攀谈,知道她有一些缝纫和刺绣的手艺,也略识得几个字。她家不在鄞县镇上,而是几里之外的山坳里,母亲早逝,父亲种几分薄田,小时候得病,却无钱医治,只能躺在山上的龙王庙里等死,所幸遇到雪城的母亲,出钱请了大夫,救回她一条命。
《一生一遇歌词》第112章(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