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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跟我那姨妈是去帮我那玉牒上的额娘‘移陵’的,也是帮真正的钦差,刘墉和王杰做个掩护。”福康安的“姨妈”,就是孝贞皇贵妃瓜尔佳氏玉荷的妹妹瓜尔佳氏青莲,被皇上收为御妹,封了和硕和莲格格。

福康安想到这个就郁闷,自家那个“姨妈”不知道眼睛被什么糊住了,居然看上了自己眼前这个,阴险狡诈卑鄙无耻的和珅!还好和珅拒绝了,要不然自己还得对着这个混蛋叫“姨父”不成?

和珅努力清着自己混沌的大脑,慢慢琢磨着他的话,渐渐有些明白了乾隆的意思——这件事交给了号称青天的刘墉,更有刚正不阿的王杰辅助,所以不怕有什么勾结之事。让福康安跟过去一来是帮傅恒撇清关系,二来福康安这身份着实尴尬,阿里和卓来京皇上分不出心思去专心护他,不如放他出京去避避风头,三来那国泰还是姓富察的,福康安毕竟现在是有身份、有势力的皇贵妃之子,傅恒没想法不代表其他富察氏没想法,还是敲打一下表明皇上的态度为好……

“所以,三少爷,您带我去是为了……”黑暗中,和珅舒展了全身紧绷的肌肉,舒缓地躺在床上,好笑地低声呢喃。真的累了,既然无事,他也实在扛不住了。

福康安也渐渐萌生了睡意,直接伸手拉过被扯得一团乱的被子随意盖在两人身上,最后带着倦意地“警告”一句:“爷要看着你,省的你做什么小动作……”

夜色已深,白月迷蒙,两人渐渐入梦,同床、同梦、同疑、同惑——国泰到底为什么要给傅恒写信呢?这中间,又夹杂了谁的势力、谁的利益呢?

作者有话要说:今天的作者有话说比较长,大家如果没有耐心可以不读,知道以下几个人物就行了:

青莲:和硕和莲格格,女中豪杰,巾帼英雄,来济南既是帮姐姐移陵,也是查国泰案

福康安:慧郡王以养子身份帮孝贞皇贵妃移陵

和珅:护送和莲格格青莲和慧郡王福康安的护卫官

山东巡抚国泰:贪赃枉法,阴险狡诈,这一行要推倒的大BOSS之一

布政使于易简:国泰的走狗

监察御使钱沣:刚正不阿

刘墉:可爱滴清官一只,真正的钦差

王杰:被喵拎出来查国泰案的正直娃子,刘钦差的副手

毕沅:因为时间提前了,所以他只是陕西按察使,他跟这件案子的关系是喵编的,喵设定他之前是山东按察使,特别说一句,他是个搅基的帅大叔哦!还有,有种说法是毕沅大叔在陕西的顶头上司陕甘总督明山就是历史上福康安的老丈人哦,哇咔咔~

这是关于国泰案的资料,喵用的是《清史列传》里的说法,国泰跟和珅(前世)有勾结。

刚刚弹劾【陕西巡抚毕沅】不久的【监察御使钱沣】,紧接着又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初,又上疏弹劾【山东巡抚国泰】和【布政使于易简】。其罪证是:“贪纵营私”、“纵情攫贿”、“吏治败坏”、“属员升迁调补,多索贿赂”与“勒派州县属员贿赂,以致历城等处仓库多有亏空”等。国泰,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出身贵族,其父文绶曾任四川总督。他原本是一位少年得志的贵胄纨绔子弟,终日与一伙人鬼混,“嗜酒”、“好声伎”,花天酒地,挥霍无度,而且他性情怪癖,喜怒无常。可是此人有些小聪明,又出身高贵,因此在仕途上还很顺利。他曾先后做过刑部主事、郎中、山东按察使、布政司,并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升任为山东巡抚。再加上乾隆皇帝对他某些方面有所偏爱与赏识,(例如,曾夸奖他与两广总督李侍尧两人进贡的物品,又多又好,很称自己的心意。)因此,他更加得意洋洋,踌躇满志,促使他愈加盛气凌人,目空一切,性格愈发急躁、任性、贪婪和骄横跋扈,动不动就大发脾气,以致其妻妾、仆人都很难与其相处。于易简,江苏金坛人,宦门出身,其祖父于翰翔曾任陕西学政,父亲于树范曾任浙江宣平知县,哥哥于敏中是当朝的大学士。他自己原为济南知府,后来由于国泰的提携、保荐,升任为山东布政使。此人性情懦弱,胆小怕事,因此善于见风使舵,溜须拍马。对于恩人和上司国泰更是感恩戴德,卑躬屈膝,

言听计从,甚至在国泰盛怒时,他竟不惜双膝下跪求饶。再加上他们二人兴趣相投,(例如,两人都喜欢昆曲,甚至有时还粉墨登场同台演出。例如,他们在昆曲《长生殿》中,国泰饰演贵妃杨玉环,于易简饰演唐明皇李隆基。)从而两人进一步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共同勒索属员、贪纵营私、胡作非为。没有几年就闹得全省不少州县银库、仓廪亏空,吏治废弛,民怨载道。于是在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刚刚弹劾完陕西巡抚毕沅的江南道监察御使钱沣,就马不停蹄地上奏疏弹劾贪婪成性,骄横跋扈的山东巡抚国泰,及其同伙山东布政使于易简等人。于是乾隆帝在该年四月四日,派军机大臣兼吏部尚书和珅、【左都御史刘墉】(即“刘罗锅”)与工部侍郎诺穆亲,偕监察御使钱沣等人,前往山东查办此案。与此同时,乾隆帝还谕令曾经在山东查办过盐务的前长芦盐政伊龄阿如实汇报在该省的所见所闻。并责令已升任为河南布政司的前山东按察使叶佩荪和前济南知府吕尔昌等人,据实揭发国泰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的种种罪行,不得稍有回护、欺隐。

国泰本为和珅党羽,和珅总想包庇、袒护国泰过关。早在事发之前,和珅就用欺骗的手法使大学士阿桂、富隆安等人与自己联名,请皇上将国泰调回京师任职了事。可是乾隆帝觉得这样做不妥,便“谕令于易简来京面询,以国泰居官如何?有无贪赃不法疑迹?令其据实直陈。”而于易简则心甘情愿、死心塌地做国泰死党,不肯透露一点实情,并为其掩饰、开脱。他只说国泰性情不好,脾气暴躁,对于下属要求过严,动不动就训斥、辱骂别人,于是难免别人对他说三道四,怀有怨言,“其实并无别疑迹。”乾隆帝听了于易简的话半信半疑,于是看了钱沣的奏疏后才派和珅、刘墉等人赴山东查办此案。

《和珅》第39章(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