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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才知道，想象与现实是不一样的。君王的功业，要建立在百姓的血肉之上。仅在陕西一地，和时每年军费二千万贯，战时三千三百万贯。高出一千三百万贯。而假若与西夏辽国和议，朝廷每年付出的仅仅是三十万贯。大宋每年赋税收入在一万万贯以上，三十万，微不足道。
可一国的尊严与百姓的安定要怎么比较？
某一夜出宫去，在樊楼前的那个棚中吃了一碗圆子。
圆子已经涨到五文，吃的人只有我一个。老人气色越来越差了，谈到米价由原本的八百文一石暴涨到两千九百文，他的圆子连本都收不回了。
“怎么活下去啊。”他摇头说，“只好早日收拾了这摊子回去了。”
旁边摊子的人问：“回去干什么？种田？今年又要加赋，你看这战再打下去，明年还要加。外面到处灾荒，在京城能呆着就是造化了。”
我回去时，把那些劝和的奏章翻出来看了良久。
各地叛乱、兵变，一年多于一年。这没有胜算的战再打下去，是在逼百姓入水火。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替自己找了很好的理由。于是与西夏订立了和议，每年给大量银、绢、茶。对辽也是增纳岁币议和。
内心，毕竟是不服的。
只是开始明白了，要与外敌相争，应该从内里开始着手才好。
庆历三年，我任用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执政，希望对吏治作一些整顿。我想整个大局发展安定了，对外厚积薄发总是好的。
的确是有作用的，但是无法避免触及一些元老重臣的利益。
扣给范仲淹的罪名，我自然不会相信。但是，当整个朝廷都开始附和，那就不在于他做了什么事，而是朝臣希望我做什么事。
而我偏就生了软弱的性子，没有办法指所有人悖逆。
庆历五年元月，雨水那天下午，宣布废弃庆历新政的诏书由天章阁拟好，呈在我的面前。
我盯着那诏书，听外面的雨，下得寒意潺潺。
终于还是闭了眼，把玉玺往上面印了下去。
阎文应捧了诏书出去，等候在外面的众臣跪伏下听阎文应宣读完，齐声说：“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这辈子人生，大约终于还是失败的。
回宫后听说伯方在母后山陵代我守了那么久，现在郁郁成疾，已经去世。
我接到他的死讯，居然心里一恸。我虽恨他把艾悯和我的事情泄露给母后，使得我们分离五年。但我不能不想到他是一直陪我长大的人。我十三岁那年，在寒夜里等艾悯到几乎僵死，要不是他把我抱回去，我不知道会怎么样。
《北落师门的赤经赤纬》第66章（第1/2页）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