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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坐在小店的一角,头上扣一顶棒球帽,破破烂烂脏污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他始终低着头,只看到两片薄唇飞速地翕动着。顾之泽坐在他对面,努力竖起耳朵从对方那浓重的口音里捕捉信息。
这个男人就是那天在东熙广场“拦劫”他,差点把他吓得半死的人,他那天在报社门口埋伏了一个下午,就为堵到顾之泽。在那个漆黑的树影里,他告诉顾之泽他手里有一条重大新闻,跟血制品有关的,人命关天且相当凶险。
“我不敢把这事儿告诉别人,我怕人家不信,也怕他们会杀了我。但是你既然敢把华丰医院的事情揭露出来,我觉得你也敢把事儿曝光了。”当时这个男人一双眼睛死死地盯住顾之泽,粗糙肮脏的大手牢牢攥住他的肩膀,疼得顾之泽直嘬牙花子,但是也是这种疼痛让他清醒无比地认识到,眼前这个男人真的是孤注一掷了,自己或许是他最后的希望。
顾之泽一直跟这个男子有联络,为此他特地从网上买了一张新的电话卡。之前的一个星期,他一直追查这个男子提供的线索,忙得不可开交,今天两个人会面就是为了落实某区红十字会非法采血的线索的。
红十字会血库的血通常都是义务献血所得,一般事业单位每年都会组织员工献血,农村也会以村为单位组织献血,这些都是有固定的指标的。很多人不愿意献血,单位或者村里为了完成当年献血指标就会向社会“买血”,因此就有一批人靠供血为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算是‘卖血’。
自从国家出台“血制品管理条例”以来,相关的管理越来越严格,卖血的人越来越少,当然血制品的价格也越来越高。有买方就必然有卖方,市场决定一切,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血头为了牟取暴利铤而走险,放宽了供血源,让一大批不合格的血浆流入了市场,这必然会有极其严重的安全隐患,危及病人的生命安全。
提供这条线索的这个男子叫朱强,他是外地务工人员,他的几个工友就加入到了非法采血的队伍中,从中获得了一些经济利益,但是朱强清楚地知道,其中一个工友身体并不健康,按照要求本不能参与供血。朱强觉得这事儿不妥,他几次三番地劝说他的工友,甚至在追到血站去阻拦,可不但没能成功,反而被血站的保安痛打了一顿,几天下不了床。朱强这才明白,血站其实是知情的,但是他们并不在乎。
收到了教训和警告的朱强不敢轻举妄动,想要报案可没有证据,又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正忧心如焚手足无措的时候,他看到了顾之泽的报道,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顾记者,”朱强飞快地介绍完情况后好像担心顾之泽不答应,狠狠心又加了一句,“据说那些血头很有势力,他们是个一个团伙,各有各地地盘和堂口,生意做得很大,跟白(反义词)社会差不多。”
顾之泽一听就知道这事儿有多危险,华丰医院乱收费欺诈消费者固然无良,可毕竟不致人命只图财;而单位非法买血这简直就是图财害命,罔顾他人的生命,这与杀人有何分别?更重要的是,听朱强的意思这种非法卖血行为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遍布全安宁市,无论是供血人、血头还是各单位本身都指靠它谋取暴利,在这种情况下,揭露出事情的真相会直接影响很多人的经济利益。这些人成分复杂,普遍受教育程度偏低法制意识单薄,对于他们而言,影响自己赚钱的人只能有一个下场。
这注定是一场危机四伏的游戏。
要不要接过这条线索,这个问题顾之泽从来没有考虑过,他只考虑过要怎么样才能保证亲人的安全。把李润野和顾云森送走,送得远远地,隔着一个太平洋是最安全的做法。
现在,孑然一身的顾之泽坐在这里正绞尽脑汁地想要怎么才能拿到确凿的证据,只要有一条证据就可以成为突破口,只要破获一起案件就可以顺藤摸瓜打掉整个组织。顾之泽当然不会自不量力地想要凭一己之力去和一个组织对抗,他又不是柯南,也没有阿笠博士和灰原哀的援手。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他只想把这件事揭露出来哪怕只是冰山一角,剩下的自然有警方来解决。
他跟朱强商量的最佳结果就是自己混进供血人的队伍中去,当然这很难。
“顾记者,他们以前会上街招募拉人,但是现在管的严了,就很难混进去。除非……跟我那些工友一样,有人引荐,有熟人在圈里他们才放心。”
“那朱大哥,你能引荐我么?”
“不可能,”朱强立马摇头摆手,“他们都知道我反对这个,血头的人都快认得我了,我也不好让我那些工友引荐你,他们根本不信我。”
顾之泽犯了愁,朱强迟疑了一下说:“我有个老乡,他跟我不在一个工地干活,我的事儿他不清楚,他那边也有这种情况,要不然我托他带你混进去?”
顾之泽忙不迭地点头,简直求之不得。
***
朱强回去帮顾之泽联络,而顾之泽抓紧时间把自己弄得“惨”一点,真正意义上的那种“惨”。
他每天大中午的跑去海边晒一小时太阳,本来就不白的脸两天功夫就恍若青藏高原居民;他每天只吃一顿饭,两根黄瓜一个西红柿,报社里最爱美的小姑娘也没他减肥减得狠;他每天熬夜查资料,把《血制品管理条例》翻了个遍,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里满是血丝……
《矫枉过正现象》第177章(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