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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年，我十八岁，正读高中。老爸身体不好，差不多到了退休的年龄，就提前办了退休的手续，让我辍学顶了他的职，在卫生系统搞药品监督。我老爸人缘很好，退休在家后，还经常有人来看望他，跟他聊天、陪他喝酒。我工作不到半年，就跟很多人都熟了，渐渐地，跟在县城混的小有名气的一些人也打得火热。我当时想，多个朋友多条路，总不会有坏处吧。去年春节我老爸去世了，老娘的身体也因此日见虚弱，那段时间，心里总感觉不是滋味，谈了几个女朋友，都是有始无终，玩玩而已。
去年五月，街上的一个哥们问我能否帮他弄到吗啡、杜冷丁之类的药，说他最近胃出血，难受的要命。我想既是朋友，这点小事，应该没有问题，于是找到县医院的一位副院长批了两支杜令丁。谁知半个月后，他又来找我要，此后要的更频繁。
那时我也想过，还是到此为止，弄不好会出事的。可每次一见到那哥们病恹恹的样子，心里又忍不住要帮他，县医院弄不到，我就找借口托熟人到乡卫生院去弄。这样过了四、五个月，县医药公司一位管药品批发的人觉得不对劲，向公司经理反映，这种国家限制性用药怎么这几个月销量猛增，会不会有人借机贩毒？
公司经理也觉得蹊跷，即与县公安局联系，很快便查出来：我那位哥们不仅利用我，还利用其他包括外市、县信任他的人，四处购买那种药。他们自已只是使用一小部分，大部分药品是高价向有钱的人兜售，他们活动的窝点就在县城的‘湖阳山庄’，怪不得有两、三次我送药到他指定的湖阳山庄时，总看到有那么多的小车停在院子里，生意红火得不得了。
一天上午，我在局里上班时听到同事们在议论，当时就吓慌了，‘趁他们还没有把我供出来，赶紧逃吧！’我心里想，也来不及告诉老娘，取了工资折上的2000块钱，一口气逃到了厦门，过了几天，估计没事，深夜才找个机会用磁卡给老娘打电话。
谁知那帮臭公安在我家守了几天几夜，告诉我，‘你老娘已送进看守所，限你三天之内回来投案，否则要你老娘顶罪。’妈的，这帮人简直没一点人性，我老娘都60好几的人了，身体又不好，儿子犯了事，与我老娘何干，有朝一日，早晚把他们给收拾了。
我气得整晚不能睡，第二天一早我就坐火车回来，径直到看守所。我老娘果然在号子里。几天不见，老娘苍老了许多，头发已花白，两眼深陷，眼神飘飘忽忽的，走路也要人搀着。我三步并作一步跑上前，双脚跪在老娘面前，喊一声‘娘’时早已泣不成声，娘俯下身抱住我的头，‘小林啊，你回来认罪就好了，你要不回来，再错下去，叫我怎么对得住你死去的爹。小林啊，你也不要怪他们公安，是我自愿进来的，为的是怕你不肯回来。’老娘硬咽着，已说不下去了。”
此时的2号房，已经沉静了，只听得见讲故事的小林“嗽嗽”的抽泣声，有几个躺着听故事的人轻轻地侧转身，背对着小林装着要睡的样子，手掌捂住早已湿润的双眼，不让泪滴落到硬梆梆的铺板上，怕是微小的响声也会搅了他人的沉思。
接下来的故事只有等到明天或后天，灰暗而诡秘的灯光彻夜不息，今夜已无人入睡。
第一回－在押十八天－004
第二天早上7点多，户外已是夏日融融，号房里却只能从不到30厘米高宽的铁栅窗斑驳地漏几点阳光在铺板上，房间里的人都已洗漱干净，正在吞食早餐，唯有昨天傍晚新来的那位许是大劳累了，竟睡到太阳晒屁股还没起床，却没人叫醒他。
有人说，反正他不习惯这里的饭菜，而有些人又吃不饱，不如分了它，等他饿了几顿，自然就习惯了。于是早饭前规定的报数也是邻床的小黄代他应了一声。站在门外透过门板上的小窗口监督点卯的看守警，一时竟没有发现还有一个人躺着没起来应答。
上午10点，小毛按照惯例每星期的一、三、五均要提审，一个小时后被送回号房。看守警关上门刚离开，他就在床上大声谩骂，“狗日的臭公安，这样对待老子，不得好死。”同房们“哇”一声围拢来，这才把睡觉的那人吵醒。
他勉强睁开双眼，感觉头疼得要命，一摸额头有点烫手，显然他病了。他想找点水喝，但看到同房的人都围着小毛，有的“呀呀”地同情，有的“呸呸”地臭骂，也就下了床近前去，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帮畜生，见我什么也不说，用手铐反铐我的双手，然后用绳子的一头系在铐链上，另一头吊在房顶的钢筋挂钩上，吊得我两只胳膊像断了一样。”
“他们要你招认什么呢？”
“还不是每次都问的，说我的三个同伙，这次抓获归案，把每次盗窃事实都认了，我还是顽固抵抗。呸，这些骗子，还三个同伙呢，连人数都没弄清，我才不上他们的当。早就得到信息，说那两人逃得远远的，连名字和样貌都不知道，怎么去抓。”小毛说着，刚才还是满脸的愤怒，现在却为自已的智慧和坚强得意了。
他忍着痛，让小林帮他脱下那件粘粘的背心，背上满是皮腰带烙上的新的、旧的血痕，有两处抽打得重的尚有血水流出。小林用他人递过来的湿毛巾轻轻擦拭一下背部，然后挤出“中华”牙膏涂抹在伤处，完了，小毛侧身躺下，其他人才一并散开，回到各自的铺位躺着，微闭双眼，想像着刚才审讯小毛时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我与文明审计的故事》第5章（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