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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有了外贸公司,外贸公司长期向私人发放产品图片,再定期收购已钩织好的成品,私人凭此此赚取手工费。
李一鸣在玄妙观前摆摊,生意很好,他和宋向阳每半个月就要去上海十六铺码头的市场进货。市场里有几家外贸公司的门面房,收购手工编织的毛衣、围巾等商品。
李一鸣和宋向阳去上海时麻袋、行李袋里是空的,他们索性帮亲友们接了外贸单,去上海时把成品带去出售,回苏州时带回售出的现金和下一个订单。
宋莹和黄玲都经常接这种外贸单——厂里的活不重,晚饭后和周末正好干些私活赚些零花钱,宋莹手脚麻利,偏好杯垫、围巾等工期短的小件,黄玲手艺精巧,喜欢完成毛衣、披肩等大件。
两人刚开始接单时还要看着杂志上的针法编织,熟练了之后,边看电视边闲聊边钩编,手下的功夫一点不慢,成品刷刷地完成,外快刷刷地赚。
黄玲每月能完成三件手工毛衣,她看着存折上不断上涨的数目,很欣慰,庄图南过两年读大学的生活费应该不是大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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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国在院子里养了鸡鸭,除了自家吃,多出来的鸡、鸭、蛋就在街坊邻居里卖。
张阿妹所在轮胎厂一样人心浮动,她搭着黄玲和宋莹的人情,也成了外贸编织军中的一员。
电视机已经取消了限购,不需要票就可以购买了,吴家也买了电视,吴家的三个孩子就不常来林家看电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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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向阳现在林武峰手下做临时工。
李一鸣基本选周日去上海进货,宋向阳和他一起去,帮他扛货,帮他分担商品的出站风险——两人去上海时扛半麻袋或一麻袋的外贸商品,回苏州时大概是五、六个麻袋的小商品,他们怕被苏州火车站查获没收,总是坐半夜的车次回来,分批出站。
李一鸣和宋向阳被抓过一次,李一鸣是社会青年,宋向阳是压缩机一厂的临时工,火车站打了个电话给压缩机厂,林武峰施施然来了,送了一块手表,领走了两人和商品。
宋向阳惴惴不安地回厂,并没有受到很严重的处罚——车间会议上,林武峰说临时工工资低、没奖金,帮朋友扛个麻袋挣点辛苦钱,罚他打扫一个月车间,算了吧;有人提议档案上记一笔,林武峰摇头,小伙子还没成家,还要谈恋爱、找对象,算了吧。
林武峰是技术一把手,人又和气,在车间人缘好,他几句“算了吧”就把事情“盖”住了。
宋向阳向李一鸣不住感慨,“林工平时那么和气,大事上真有担当。”
李一鸣冒着“投机倒把罪”的风险勤奋挣钱,所幸在他摆摊一年半后,也就是1981年夏,苏州市发放了首批个体工商经营执照,李一鸣立即去工商所登记,拿到了个体工商营业执照,他的小摊位和“倒买倒卖”的行为从此合法了,不用再东躲西藏打游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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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巷里棉纺厂职工的“不务正业、专心副业”相反,庄超英一心扑到了工作上,新学期刚一开学,他就被提为教导主任。
教育局颁发了新文件,要求学校在具体教学中打破男女界限,体育课男女生一起上,实验课男女生同组等等。
文件上特别注明,“在严禁校园早恋的前提下,学校的具体教学要打破男女界限,让异性同学正常相处……。”
各校校长负责人,“教育局,我谢谢你!”
教育局这波操作太风骚了,教导主任庄超英一筹莫展,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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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制度的确立让中学生的学习压力骤然剧增,单一的填鸭式教学方式和枯燥的题海战术又让学生们心生乏味,学生们纷纷用“文学”来疏解压力,满足自己情感上的需求和精神上的逃逸。
社会精神面貌日新月异,小说、诗歌、电影等文艺作品一波波地冲击着所有人的思想,其中宣扬和歌颂爱情的优秀作品层出不穷,高中生做为思想最开放、感官最敏锐的群体——刚发表的小说、刚放映的电影,父母家长们还不知道名字呢,高中生就已经看完并热烈讨论了——首当其冲地接触到了这些作品。
庄超英只能采用笨办法,在学生中不厌其烦地开展思想工作,重复、重复、再重复学习的重要性,并严禁在黑板报、班报上抄写或宣传任何有关爱情的文艺作品。
除此之外,庄超英还排了值班表,老师们轮流在上下学时间段蹲守在学校自行车棚附近,看有没有男女生一起骑车上下学,尽力把早恋扼杀在萌芽状态。
庄超英埋伏在自行车棚附近的树丛里,他身边的英语老师塞给他一本手抄小报,“老庄,我昨天在班上没收的,你先看看。”
《小巷人家百度》第33章(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