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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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史书（如《清史列传》）记载：钱沣请求先行启程，他微服至京郊良乡住下，看见有一公差模样的人，骑着一匹快马也路过此地。他便问此人欲往何地？得知此人乃和珅差往山东送信的家仆。没有几天，在路上他又遇到了返京的这个家仆，于是钱沣就以御使的身份对其进行审问，并搜了他的身。结果搜到了国泰写给和珅的私人信件。内容是说：“借款填补亏空的库银，已经准备齐备，请您放心。”另外，信中还夹杂着不少“隐语”，一时还搞不清。于是钱沣马上把这件事上报了乾隆帝。待和珅、刘墉等一行都来到山东济南后，钱沣先不动声色，也不顾和珅的利诱、威胁，并冲破和珅的种种阻挠、牵制，坚持到各地银库一一核实。在刘墉的配合、支持下，很快查清结案。事情的经过大致如下：一日，和珅、刘墉与钱沣等人来到历城县，和珅看到该县银库的帑银已经补齐，便命令“抽视库银数十封无缺，即起还行馆。”但是当时钱沣发现这些“库银”的成色不对，认为它们多是“市银”，而不是“库银”。于是他请求暂时封库待查，第二天，发出布告说：这些“库银”如果是从商家挪借，则诸商家赶快来库认领，倘若迟来的话，“则封库入官矣。”于是商贾们纷纷到库认领，很快库藏为之一空。最后查出历城县银库亏空４００００两；粮仓缺少仓粮3000石。接着又复查了章丘、东平和益都等州县银库，也是库库亏空，最后统计山东全省各州县银库，总共亏空２００多万两白银。在事实面前国泰不得不承认他婪索下层属员的罪行。于是乾隆帝一怒之下把国泰、于易简处以死刑，并籍没全部家产。可是，如果仔细对照档案等其它史料认真考证、研究的话，就会发现这段记述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据清史档案记载，和珅、刘墉与钱沣等人，奉乾隆帝谕旨是于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四日一同从京师?发前往山东的，并于同年四月八日到达济南。这就是说，在短短的四天时间内，钱沣没有可能事前就单独一人先行，在途中与和珅派去的送信人相遇，并守候其从济南返回途中，进行审问。再说，钱沣作为一名监察御史（从五品，属“小京官”之列——笔者注），也没有资格无缘无故随便审问别人，甚至搜别人的身呀！其次，从时间上看，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无论是骑马、乘船、坐车、坐轿，都是不能在短短的四天之内往返于京师与济南之间的。再则，既然乾隆帝事前就已接到钱沣的奏报，知道和珅派人通风报信，还怎么可能轻易地再派和珅参与此案的查办呢！？由此可见，世传和珅曾派家仆给国泰通风报信，让他事先有所准备的说法是靠不住的。不过国泰事先确实是知道京城有人要来山东查办案件的，因此也相应做了些准备。而这个通风报信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国泰的弟弟国霖】的家仆套儿。因为当时国霖正在皇宫中作头等侍卫，当他得知这个消息后，便在钦差大臣们离京之前，偷偷派家人套儿假借到济南探望其母的名义（当时国泰的母亲正在济南逗留），给其兄国泰送信的。

还有一件事应该澄清，这就是关于和珅与刘墉为首的钦差们清查历城县银库的一些细节，在许多书籍的记载中也是不正确的。一般的说法是：他们先后盘查该银库至少两次，第一次只“抽查至数十封”便停止了；第二次才进行了“彻底清查”。其实，在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十一日，和珅、刘墉给乾隆帝的奏折中就有明确记载：“臣等即同诺穆清（有时也写作|“亲”——笔者注）、钱沣并随带员司前往历城县彻底清查，按款比对，逐封弹对，查得该县应储诸项虽属相符，但内中颜色掺杂不一，又将仓谷逐加盘验，计缺少三千余石。据该县郭德平称：‘自仓廒坍塌，谷石霉烂，恐新任知府到任盘查，是以余取本城钱铺刘玉昆银四千两抵补空项。’及传刘玉昆到案，坚不承认。臣等复诘郭德平，看其语涉支吾，甚多疑窦，恐有预闻盘查信息，挪移掩盖情弊，遂严查藩司于易简。据称：‘本月六日，巡抚国泰闻有钦差前来公干之信，就对我说：历城现有亏空，若来盘查恐怕破露。我有交州县变卖物件的银子在济南府里，叫他挪动，暂且顶补便了。郭德平就向冯埏署中要了银两四万两归入了库内。’臣等又询问于易简，此项交州县变卖银系何款？据称：‘国泰借办买物件，巧于婪索，交州县办了物件，随意发些价值，又将所办物件另定高价勒交各州县变卖，各州县按件交银，俱是冯经手，是以存府等语。’是以历城库项亏缺掩盖情弊显然……遵旨询问臬司梁肯堂，据称：国泰勒索属员实有其事，俱系济南府冯埏经手等语。臣等即传到原任济南府调任漳州府冯埏，严加究诘。随据冯埏将以上情节供认确凿，矢口不移。又讯，据历城县知县郭德平所供‘县库亏缺，又将国泰交存首府银两挪移补臣处。与于易简、梁肯堂、冯埏、郭德平各供诘讯国泰，始犹狡唇，不肯如实承认；后令于易简、冯埏、郭德平当面指证，国泰方肯供认前情。“由此可以确定，盘查历城县库实际上只有一次，并非两次。而且国泰用以抵补库银的银两，也不是从商人处挪借的，而是他存放在济南府的勒索地方州县的银两。进而可以推测，世传历城县银库是借各商家的银子的说法，不准确的，很可能就是根据郭德平所供：“赊取本城钱铺刘玉昆银四千两抵补空项”的伪证演绎而成的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