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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平常都抱地方主义,这是自明的事实。最近如浙江一师毒饭事件发生后,报上也载有死者的同乡会特别要求什么立碑建祠,正是一个好例。在现今这样的时势之下,再来提倡地方主义的文艺,未免心眼太狭了,决不是我的本意。我所要说的,只是很平凡的话,略说地方和文艺的关系罢了。
风土与住民有密切的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各国文学各有特色,就是一国之中也可以因了地域显出一种不同的风格,譬如法国的南方普洛凡斯的文人作品,与北法兰西便有不同,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土当然更是如此。这本是不足为奇,而且也是很好的事。我们常说好的文学应是普遍的,但这普遍的只是一个最大的范围,正如算学上的最大公倍数,在这范围之内,尽能容极多的变化,决不是像那不可分的单独数似的不能通融的。这几年来中国新兴文艺渐见发达,各种创作也都有相当的成绩,但我们觉得还有一点不足。为什么呢?这便因为太抽象化了,执着普遍的一个要求,努力去写出预定的概念,却没有真实地强烈地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其结果当然是一个单调。我们的希望即在于摆脱这些自加的锁杻,自由地发表那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
现在只就浙江来说罢,浙江的风土,与毗连省分不见得有什么大差,在学问艺术的成绩上也是仿佛,但是仔细看来却自有一种特性。近来三百年的文艺界里可以看出有两种潮流,虽然别处也有,总是以浙江为最明显,我们姑且称作飘逸与深刻。第一种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第二种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在明末时这种情形很是显露,虽然据古文家看来这时候文风正是不振,但在我们觉得这在文学进化上却是很重要的一个时期,因为那些文人多无意的向着现代语这方向进行,只是不幸被清代的古学潮流压倒了。浙江的文人略早一点如徐文长,随后有王季重张宗子都是做那飘逸一派的诗文的人物;王张的短文承了语录的流,由学术转到文艺里去,要是不被间断,可以造成近体散文的开始了。毛西河的批评正是深刻一派的代表。清朝的西泠五布衣显然是飘逸的一派,袁子才的声名则更是全国的了,同他正相反的有章实斋,我们读《妇学》很能明白他们两方面的特点,近代的李莼客与赵益甫的抗争也正是同一的关系。俞曲园与章太炎虽然是师弟,不是对立的时人,但也足以代表这两个不同的倾向。我们不作文学史的严密的研究,只是随便举出一点事实以为一例。大抵不是什么派的道学家或古文家,较少因袭的束缚,便能多少保全他的个性,他的著作里自然地呈现出这些特色。道学家与古文家的规律,能够造出一种普遍的思想与文章,但是在普遍之内更没有别的变化,所以便没有艺术的价值了。这一件事实在足以给我们一个教训,因为现在的思想文艺界上也正有一种普遍的约束,一定的新的人生观与文体,要是因袭下去,便将成为新道学与新古文的流派,于是思想和文艺的停滞就将起头了。我们所希望的,便是摆脱了一切的束缚,任情地歌唱,无论人家文章怎样的庄严,思想怎样的乐观,怎样的讲爱国报恩,但是我要做风流轻妙,或讽刺谴责的文字,也是我的自由,而且无论说的是隐逸或是反抗,只要是遗传环境所融合而成的我的真的心搏,只要不是成见的执着主张派别等意见而有意造成的,也便都有发表的权利与价值。这样的作品,自然的具有他应具的特性,便是国民性,地方性与个性,也即是他的生命。
我们不能主张浙江的文艺应该怎样,但可以说他总应有一种独具的性质。我们说到地方,并不以籍贯为原则,只是说风土的影响,推重那培养个性的土之力。尼采在《察拉图斯忒拉》中说,“我恳愿你们,我的兄弟们,忠于地。”我所说的也就是这“忠于地”的意思,因为无论如何说法,人总是“地之子”,不能离地而生活,所以忠于地可以说是人生的正当的道路。现在的人太
《谈龙集和谈虎集》地方与文艺(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