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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敬畏数字。在我生活中发生的所有的特别事情，无不被有序地排列在数字的网络之中。
正文二
1981年6月21号，上官瑞芳疯了。十年之后的1991年6月21号，我父亲死了。而且事情发生得都是那么意外，让人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我宁愿把一切看成时间上的巧合，而正是这种我们无法勘破的巧合，永远使我心生惶恐。当2001年的新年钟声被敲响的时候，我的心就无端地被提了起来。今年，我对与之相关的年份都有高度的敏感和超凡的记忆。比如：一百年前，也就是1901年，也是一个极其动乱的年份。义和团闹得很凶也很复杂；签订辛丑条约；清政府下诏改科举，废八股，考中国政治事论；武科也废了，建立武备学堂，操习新式枪炮，令当时的天下文武学子大吃一惊而无所适从；西太后跑掉了又起驾回京；正与俄国人谈判的李鸿章突然去世，不该死去的人死了。这一年国际上也不太平，有相当重要的人物死亡，一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去世了。这个了不起的女人统治了英国半个多世纪，创建了一个辉煌的“日不落”大英帝国。二是美国，这年死了两个总统。一个是第二十三任总统哈里森，一个是第二十四任以及二十五任总统麦金莱，后者很不幸，是遇刺身亡。在纽约的一个博览会上，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用手枪击中了他。他在世上留下的最后一句话让人疑念重重，想入非非，他说：“上帝，我离你越来越近了。”真的有上帝吗？不管是否真有上帝，他信仰，他便去得很安详。
对于年份的迷信，可能也就是我这样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女人的糊涂信仰，以便依靠什么来寄托自己的哀思、怨尤以及内疚悔恨之类的杂乱思绪。一百年前的美国，死亡两个总统却并没有妨碍它立刻获得新的总统，而且是朝气蓬勃的年仅四十二岁的哈佛大学研究生罗斯福。所以这一年，无论美国总统的死亡率高达多少，美国还是丝毫不受影响地出现了钢铁巨头，这就是拥有十亿美元的摩根钢铁公司。这一年的英国，似乎也没有因为维多利亚女王的驾崩而出现衰弱迹象，英国皇家海军力量空前强大，与德国海军开始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军军备竞赛。这两个国家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积累了战争风云。战争可不一定完全是坏事。从更长远的空间来看，战争是最快的文化交流方式，并且优胜劣汰，最有效地为增长过快的人类自然减员，还是文学名著的摇篮——如果没有大悲大痛，哪里有那么复杂动人的小说？而欧洲，比如法国，在任何年份都醉心于艺术，也就是百年之前，年轻的毕加索在巴黎一家著名的画廊首次展出了他的作品。他对于蒙特玛塔街头贫困小市民生活的迷恋和表现，赢得了艺术界的青睐，使他成为了一代天才的画家。说实在的，我觉得上帝有一点偏袒美国和欧洲，而我们，似乎命中注定只能被迷信一再地损害。
假如我更早地醒悟到这一点，我一定会竭力支持我父亲去美国的，过去一百年的历史至少证明，它无疑是一个更有福气的国家。1990年，联合国有一个小麦科研项目，需要父亲去美国工作一年半。如果他去了的话，将会在1992年上半年回国。因此至少我敢说，我父亲肯定就不会在1991年的初夏，为了购买便宜的盗版书，在路灯坏掉的马路上，死于小偷什么都偷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那时候，在我们家庭里，我母亲的意见分量很重。我母亲认为，美国毕竟是资本主义国家，腐朽和黑暗的东西很多，如果一去那么长时间，在学院众多要求入党的教职员工当中，父亲入党的希望就很微弱了，说不定在将来的政治运动中，他在美国的经历还会变成说不清的历史问题。像这种一害自己、二害子女、三还得夫妻分居一年半的事情，何苦呢？哪里没有土地，哪里的土地不生长小麦？父亲转而征求我的意见：“你说呢？你都三十岁了，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想法。你们年轻人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使我悔恨终身的正是我自己的表现。父亲的人生处在了一个关键的时刻，他在委婉地寻求我的支持。我咬住嘴唇，半天没有吭声，其实有很多想法涌进了我的脑子，只是一时间我不知道把它们如何说出来。那时候，我已经有了五年的婚姻生活，于世杰已经使我不习惯正常表达自己的意见。母亲是快嘴，她说：“这么大的事情，要她说什么？她长再大，在父母家里，也是孩子！她吃过几斤盐，走过几座桥，中国复杂的人事关系和政治形势，她能够闹懂和把握？”
接着，母亲支开了我，让我洗碗去了。我洗碗的背影，烙满了父亲失望的目光。我一向畏惧我的母亲。我母亲中年发胖的身体里面有一种强悍的、一定要支配别人的气势。她一说话，两个鼻孔就有力地开张，好像是三个嘴巴在说话。我一直觉得她更像是于世杰的母亲，因为他们的性格更相像。再说了，我身上穿的这件全毛花呢西装，是母亲压在箱子底下的最昂贵的陪嫁，珍藏了三十一年，每天夏天，她都要把它拿出来晒太阳，晒过之后，等它凉透，再放上防虫的樟脑球，然后再小心翼翼地收入箱子最底层。即便她每年只为这块心爱的全毛花呢花费了二十四个小时，三十一年来，她的青春与精力，也有七百四十四个小时付与了这块呢料。最后，这块昂贵的呢料却没有穿在她自己身上，她把它穿在了自己女儿的身上。就冲这一点，我也不忍违逆母亲的意思。
父亲发生了意外几个月之后，只要谈起来，我还会哭得昏天黑地。母亲都认为我过分了，她很纳闷，问我：“你怎么哪？就是因为你小时候，他经常带你到麦地里玩耍？”我点头，又忍不住要哭。母亲凡事都要找寻原因，只有原因与结果的分量等同，她认为才合情合理，否则，她会嗤之以鼻。哪个小孩子不被父亲带着玩耍呢？仅仅因为我小的时候，经常在父亲的麦地里去玩耍，三十岁上，父亲去世了几个月，还哭得一脸鼻涕一脸泪，母亲就有一点瞧不起我了。她说：“人总得是有一点精神的。亲人去了，我们哀悼他。可是，活着的人要好好活下去才是！”
母亲不知道，在我这里，原因是没有大小之分的；在别人眼里的许多小原因，在我这里非常重大；别人的许多重大原因，在我这里，则常常轻于鸿毛。母亲还不知道，我父亲把这一趟去美国的公差，看的是多么重大，重大得相当于他事业上的一次嫁接和杂交。父亲是一个善于忍让善于克己的人，他从来不提出自己的个人要求。只有在获得亲人大力支持的时候，你才会看见他踌躇满志的向往。嫁接和杂交，是一种革命，住往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个认识，是我在父亲的麦地里收获的。父亲守护着他的麦地，一再地警告嬉闹着的我，我的弟弟，还有我的同学上官瑞芳。他把我们当做大人，郑重其事地说：“请你们切记不要糟蹋我的麦地。它们不是一般的麦子。它们是杂交品种。为什么要杂交？因为近亲繁殖容易退化，杂交可以优化小麦的品质，新的品种会更加强健，产量更高，适应性更强。从而，对人类的贡献就更大。懂吗？”
《看麦娘用什么除草剂》第3章（第1/1页）